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复古”偏颇

    刘泽华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文化复兴的大纛下，不断抛出重建“道统”的口号，进而言之就是恢复儒学和尊孔，宽泛一些就是恢复和重建“国学”或“传统文化”，并将现有的思想文化排斥在外或放在不当位置。这种思维的盛行，不仅违背了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也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

    在中国古代，权力体现于帝王本身，甚至“国家”这个概念也是从属于帝王的；而帝王用什么思想进行统治，并非凝固不变的。汉武帝之后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但也可以另加其他学说，比如法家、释、道等等。“道统”对“治统”尽管有着某些批判性和制约性，但远没有形成制衡意义。因为，道统是政统下的附生物，道统源自“帝统”。朱熹与其后的理学家在理论上对“道高于君”“格君心之非”说得头头是道，但从整体上看，理学所以被尊为官方意识形态，是因为它坚持的“三纲”更有利于君主制度。把“道统”与“政统”看成是并行的二元化或者超越政统，是部分儒家的一厢情愿。

    回望中国近代历史，推动民主、公民文化发展的主将不是儒学；恰恰相反，原有的儒学极力维护的是等级人学、是君主专制体系下的臣民之学，而不是平等、民主、法治、自由的公民之学。社会有形态之别，思想意识也有形态之别，原生的儒学、国学、传统文化的体系性观念只能是古代社会的东西；那些通过“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等等“转化”“创新”出来的东西，其基本含义与原生的观念体系相比是有原则性差别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由于中国社会处于历史转型期，道德观念等也同样处于历史转型期，但从发展的总体看，在曲折中有一个主流，这就是公民意识的成长和对公民实践的探索。在社会转型进程中，学术界既需要承继一切优秀传统文化，更需要自己说、说自己，以创造出与时代相匹配的社会观念和新型道德。

    （《南国学术》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