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季羡林先生过“米寿”

    1999年秋，我在昆明，忽接到季羡林先生的秘书李玉洁的电话。她说：“今年是先生米寿，也是季老的全集出版之年。出版社要给先生做寿。你是他最牵挂的人，必须要赶到。”

    “米寿”的意思，取拆字之意，即“八十八”岁，高寿。得米望茶，下面“茶寿”，也是拆一个“茶”字的划数，“一百零八”岁也。这两个字，除了好拆，更有好意。米和茶，都是中国人的食与饮，是厚道敦实的天赐之物。

    我请父亲为我题写一幅贺帖。父亲一向戏谑曰：“秀才人情一张纸。”到临走的前一天，我到父母家来取字，见茶几上放着一张写好的毛边宣纸。父亲郑重说道：“你要我写的字，我写好了，但没有裱。因为我想过了，季先生的寿辰，一定是名家高人满堂。我的字，不合适拿去挂在那里。”

    我只得怅怅，收起这张毛边纸，放进一只牛皮纸信封，就这样带到京城。拿到季先生家里，当面呈上，并将如此草率的原因告知。先生听我转述父亲的原话后，沉默了一会，点头道：“不易。”接过宣纸，他打开来看，“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羡林先生寿比青松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学生张曼菱贺托父代书”。继而他用手抚摸着，喃喃道：“我自己裱。”

    那天参加寿宴的人，有文坛学界的重要人士，有学生与记者。祝寿者热情洋溢。有一位将先生喻为“未名湖畔的一盏明灯”，更有一位女记者激动地说，先生在她心中是“红太阳”。寿堂真是名人风光，记得启功、范曾等都有字画为贺，琳琅满墙。四壁的名人条幅，都在赞先生，说他有着为天下称道的德才。我暗自佩服父亲，的确，不能把我们这样普通人家的字幅拿到这里来悬挂。父亲的迂，得到季先生的理解。而季先生在盛宴上的一番致辞，更“迂”得出格。

    当司仪报告，“有请寿星老、尊敬的季羡林先生讲话”时，全场掌声雷动。季先生的神态却有些不自然，甚至僵硬，一点儿也融入不了这个喜庆场合。他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我不是那样的，当然，我在争取做成那样的。我只是一个研究东方文化的人，其他各方面常识很浅陋。文笔不如作家，学问也不是很深厚。我只是尽我所能而已。”

    听寿星说出这番“不凑趣”的话，众人一时无言。这是具有季羡林特色的话，婉转谢绝了别人的盛情，表达出自己应该守的本分，又不得罪别人。

    以往每次访问先生，末了他都来一句：“你要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坐冷板凳”，其实才是季羡林的本色。由于校园随着社会一直反复动荡着，季先生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利。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后来他的住所一天不断地来人，持续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板凳”的时间。他一生中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27卷的《季羡林全集》。

    我坐在窗槛旁，虽不近高台尊荣，却可眺全厅风光。壁上有一幅先生的老友赠画的墨荷，此时鲜活起来。本意不是来听祝词，亦不在乎酒宴；而听到先生这一席迂拙之言，如入芝兰之室，格外清新怡人。

    （《光明日报》11.7 张曼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