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离不开社会化改革

    现在影响稳增长的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还有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在我们这个阶段越来越大。

    我们说的户籍制度，背后就是一种社会身份，这种社会身份带来很多排斥性的问题，比如说就业、创业机会不同，同工不同酬，这是社会排斥。社会排斥和社会包容是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指望实现包容性增长呢？社会化改革要从几个方面来推进：

    一是身份的社会化改革 我们的身份现在不是社会化的，是地域化的，是单位化的，没有变成真正的社会人。城市里有本地人与外地人之分，单位里有体制内人和体制外人之分，社保有居民、职工和农民之分。没有身份的社会化改革，劳动力真正自由流动就很难实现，而且会导致整个经济运行成本上升。企业员工过度流动，如果要不断地招工、培训，它的成本会不会上升呢？假如农民工不能在城里定居下来，处于漂泊状态，他怎么成为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呢？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下一代怎么办？素质如何提高？如何融进城市社会？“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否要一直延续下去？其实，除了户籍身份，还有编制身份、干部身份、工人身份，对社会成员的横向和纵向流动都构成严重的限制，机会不公平，经济也难有活力。

    二是组织的社会化改革 广义上讲，市场化改革也是社会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组织的社会化是从企业的市场化起步的，但是一个社会不仅仅有经济组织，还有很多公益性组织和非经济组织，比如说现在大量的事业单位、科研院所，这些不是经济组织，但是它们社会化了吗？没有。中央一再强调，要发展人才，要给人才松绑，要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关键是要给他们所在单位松绑，给属于事业单位的科研院所、学校、医院松绑，去行政化，变成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自治的社会主体。如果这些社会组织没有活力，经济的活力就缺少源头活水。所以，社会组织一定要进行社会化改革，这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一个短板，应该加快推进。通过组织的社会化改革，实现社会的重构和再组织，避免社会的碎片化，加快社会转型，提升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匹配性，提高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防范化解治理失灵的风险。

    三是管理的社会化改革 这个管理并不是企业管理或单位管理，而是整个社会的自我管理。比如说，每个人作为社会人，要有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能力。讲诚信，这就是个人的自我管理，如果社会大多数人连这点都做不到，那说明这个社会出了大问题。而这种自我管理的能力对经济运行的成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不讲诚信的社会，交易成本会居高不下，拖慢经济增长。

    企业之间相互拖欠造成的三角债，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讲诚信。有钱不还账，并非个别现象。站在经济人的角度，欠账不还等于融资，还可以节省财务费用；而从社会人角度看，欠账不还则是赖账，是不讲诚信的表现。如果社会都着眼于眼前，都是经济人，而不是社会人，那整个社会的行为就会紊乱，会使整个经济运行的环境变差，经济运行的成本变高，甚至产生逆向淘汰，效率就会下降。

    当前降成本都是从微观、财务会计的角度来分析和采取措施，从整体、从宏观来看，社会化改革才能真正降低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成本降低了，大家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上来了，经济也就有活力了，稳增长自然就能实现了。

    （《北京日报》11.7 刘尚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