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后事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

    遗体停放在西式殡仪馆

    万国殡仪馆，是美国人开办在上海的第一家正规殡仪馆。

    鲁迅先生逝世后，经冯雪峰、宋庆龄与许广平、周建人等商量，决定出殡事宜由上海万国殡仪馆承办。并告知这是一代文化伟人，只是群众吊唁，瞻仰遗容，不要西式仪式。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当天下午3点，万国殡仪馆的黑色柩车开进了大陆新村。平时住户都从后门出入，前门不常开启。这天，前门打开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鲁迅的遗体用白布裹着舁（yú共同用手抬）下楼，郑重地放进柩车里的西式铜棺。许广平和海婴母子从屋门口、楼梯上一直到前门口，悲痛地送别先生和爸爸。

    是夜，萧军、黄源、胡风、雨田、周文五位青年作家守灵。萧军一直跪在先生的灵前，直到夜深人静时也不肯起来，他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感谢。翌日清晨，胡风原是被安排回大陆新村看家的，却又被叫到殡仪馆来。冯雪峰告诉他，要黎烈文担任治丧处长，他是中间人士，对付环境便利些。但胡风见到黎烈文时，向他提出此事，被黎烈文“一口拒绝了”。胡风只好当了实际上的负责人，料理事务，决定丧事程序，如群众瞻仰遗体的时间、灵前守夜人名单等。萧军做了活动的总指挥，黄源和雨田、周文、孟十还等人做“灵前司事”，却都没有任何名义。

    10月22日《申报》等刊登讣告：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及表示哀悼的挽辞花圈外，谢绝一切金钱赠送。

    “仇敌”亲赴灵堂吊唁

    说到鲁迅和徐懋庸的关系，大概都知道鲁迅那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鲁迅在信中骂徐懋庸为“奴隶总管”，“借革命以营私”，并愤怒地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于是，在很多人眼里，鲁迅和徐懋庸自然算是“有仇”了。

    10月19日，徐懋庸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鲁迅逝世了。这对于他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他的悲痛，是异于一般人，是无法表达的。他写了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徐懋庸感到，是鲁迅误会了他，在他心目中，鲁迅始终是革命的朋友。他是以为有朝一日，鲁迅会谅解他。但是，晚了，人死不能复生！

    去殡仪馆凭吊的人很多，徐懋庸也很想去，但有人劝告他不要去，去了恐会受到群众的冲击，至少是怒视的。他只好托楼下曹聚仁的夫人王春翠把他的挽联带去。当王春翠把徐懋庸的挽联送到治丧委员会时，大家连忙展读，每个人显示出不同的脸色，惊叹、迷惑或鄙夷……

    后来，徐懋庸考虑：去，固然有可能受到冲击；不去，也会被人们认为真正是对鲁迅绝情了。怎么办呢？于是也还是“自问”，到底要不要去追悼，结果还是去了，他在先生的遗体前站了一分钟，各种难受的目光是受到了，冲击却没有。

    青年作家在狱中写悼文

    一位牢狱医务所的青年看护兵，偷偷从门洞塞给青年作家楼适夷一片上海报纸的剪报时，楼适夷一下子茫然失色，难道这又是敌人的造谣么？然而又不像，他不禁想起鲁迅对自己的关怀与帮助。在楼适夷入狱后，鲁迅还把楼很稚嫩的两篇小说，介绍给美国友人伊罗生，翻译成英文，编入题为《草鞋脚》的中国短篇小说选集里。楼适夷通过其弟弟楼炜春与鲁迅取得联系后，鲁迅又应他的请求往监狱送来许多文艺理论书籍的中日译本，特别是送来一部先生亲手编校印行的青丝绒面精装的《海上述林》。他在狱中坚持自学外语，搞些翻译，译稿经过同情革命的狱官传到外面，鲁迅先生看见了，主动提出，停止自己的翻译，请《中学生》杂志刊登他的译稿。

    当楼适夷从悲痛中苏醒过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必须采取行动。他在牢房里的黑石板上，写了“鲁迅先生逝世”六个大字，从铁窗中举了出去，这是难友间平时通讯的一种方法。一会儿，大家都用同样的方法，互相传达了这个震动心魄的消息，很快地就传遍了整个监牢。

    第二天，大家照例在院子里放风的时候，互相见面，各人臂上都已佩好一块从破衣服上撕下的黑布，当作哀悼的丧纱，这是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对先生表示哀思的仪式。每个人脸色阴沉，低着头，默默地走着，有的人还在低低地哭泣；有的人避开看守的耳目，互相交换着低语。有几人对楼适夷说：“你应该代表我们写一篇悼文。”后来青年看护兵偷偷送来纸笔，楼适夷就在牢房的床板上，按照大家的嘱咐写了《深渊的哭声》，寄给在上海的黄源，发表在《鲁迅先生逝世纪念集》上。

    (《北京晚报》11.2 张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