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如何处理思想问题

    当下中国思想界，令人极为遗憾地出现“两个丧失”。

    其一，丧失了创制宏大话语的热情和能力。1990年后，学术界认定宏大话语等于空虚、玄妙、无用、幻想。学者们最擅长的活，就是所谓文本解读：拿三五本书写一本书，三五十本书注解一本书，以此赢得人们“好有学问”的赞叹。这是我们民族思想能力退化的表现。深度转型的中国，需要宏大话语的创制。将近三十年前，中国走到了现代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将以什么样现代的国家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如果国人在思想上回答不了这些具有挑战性的宏大话题，民族的未来也就休提，遑论所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其二，丧失了深沉思想的冲动与热情。1990年以后，中国学界的精力大致放在学问的扎实程度和细微功夫上，这当然不能说不好，但以拒斥思想为前提条件，就令人担忧了。中国思想学术界的问题，并不是学界自责和被人自责的大而不当。而是同时呈现出可怕的双失状态：大而不实，小而不精。大的不实，是指学术界建构宏大话语的时候，搭建不起像样的思想体系。学术界提供不出一个让民族升华的价值观念，帮助解决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促使民族登顶世界思想巅峰。小而不精，是指埋首书斋、深耕字里行间的学术功夫，并没有精致到令人诚服的地步。学术界并没有因为提倡学术，而真正贡献让人感觉赏心悦目的学术精品。

    中华民族必须以自己民族成员的思想判断力，而不是学术知识的积累能力，直面当下处境。打破以物质实力提升判断民族是否崛起的思想迷思，迈过现代的门槛。

    （《社会科学报》10.27 任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