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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二字，在上海人口中又呼作“做人家”。“做人家”作为特定时期特定情景下的常用词，真切地传递出上海人勤俭持家的禀性和对生活质量精心策划的追求。
上海人对中国服饰史最杰出的贡献是发明了“节约领”（俗称“假领头”），发明者真是激发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伟大灵感来剪裁这只领子。节约领用最少的布料维持了上海人的体面，而且换洗起来相当方便。有些节约领做得非常考究，领子是百折不挠的硬扎，系领带也不会露拙，所需纺织品专用券仅为区区一寸。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南京东路时装公司底层还辟有节约领专柜，每天围着许多顾客，保持了强劲的销售势头。
与节约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绒线领头，那是贴在女式大衣领子上面的。女式的棉质风雪大衣，一般是灰色的，领子容易脏，也不够厚实，聪明的上海女孩子就从家里找出编结绒线衫的剩余材料，两三个人聊天的当口就可以轻松完成，既保暖又时尚，还能使大衣领子免遭污损。
上海的家庭主妇是精于算计的。水，早就充分利用了，淘米水再用来洗菜，洗衣服的水再用于拖地板。大热天，最后一桶洗衣水用来冲水泥地，随着水汽的蒸发，地面就降温了，过一会在弄堂里纳凉就不会感到暑气难当。纳凉用的蒲扇，烫了姓氏以防流失，滚了布边致使耐用。
电，也是用得很省的。特别是夏天，户外活动时间增加，家里的灯就开得少，孩子看书打牌吹牛皮都围聚在路灯下。也有从家里拖一根电线出来的，看电视，吃老酒，左邻右舍也来借光。
上海石库门房子里的水龙头和电表曾经是一幢房子里的所有居民合用的，然后按人头分摊到每家每户。这笔账我在读小学三年级时就无比庄严地计算过，四舍五入，七上八落，算得我头皮也要抓痛。电灯以40瓦为界限，收音机以六管为界限，分一盏或半盏。算水费也是如此绞尽脑汁，偶尔来了外地客人，或知青回沪探亲，住十天以上，就算半个人。当时一条弄堂里总是有那么一两个孤老头，为省几个小钱索性剪掉电线，点菜油灯算了。后来由政府贴钱，给每家都装上水表电表。照理说情况应该有所改善吧，怪了，上海人会在水龙头上罩一只马口铁罐头，小铁条横插贯通，上锁一把，以防盗用，此种情景常遭外地人嘲笑。但这些措施到位后，水电资源大大节约则是明显的好处。不仅是石库门房子里的居民如此，新式里弄房子里经济条件稍好一些的居民也秉承这个思路，煤气开关照样加装一把锁。
上海人在饮食上也是很“做人家”的。上海人爱吃泡饭，常遭外省人讥笑，其实这种开水泡软的冷饭，是最最节省能源的。寒冬腊月，上海人还喜欢吃菜泡饭，隔夜冷饭加吃剩的冷菜共煮一锅，相当暖胃。上海人居家的招牌菜是咸菜炒肉丝，咸菜切末肉丝切丝，炒得入味，经得起吃，肉丝表示荤腥，以示改善伙食。这道菜的妙处还在于，可以全家分而食之，又不及红烧肉那样大开销，还可以作为面浇头。
上海的女人善于持家，上海的男人也不赖。上世纪70年代，弄堂里到处可见上海男人在做木工活，刨花随风轻扬，松香阵阵飘散，喇叭箱、小菜橱、床边柜、写字台、沙发，就这样捣鼓成功了。而且这些家具都是用废木料做的，比如造房子的水泥壳子板、家具厂清理的下脚料等，凭户口簿划区限量供应。有些聪明的男人还会串棕绷，用打包用的尼龙带，很费力地将软皮塌里的旧棕绷串紧，一点也不输给席梦司。
大人的节约禀性当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在多子女家庭，当老爸的得学会理发，休息天搬一只方凳在弄堂里，依次给孩子理发，剃成马桶头别哭，头发短了才是硬道理。剪下来的头发不会像今天那样拿去做酱油，而是锁煤炉。碎头发与泥混合，赛过三合土里插了钢筋。孩子的课本用过期挂历当包书纸，用到期末考试封面也不会破的。课余时间帮大人做煤球，拆开旧信封翻个身再糊成一只新信封，或用旧挂历做成一只只小粽子，串起来就是一幅很好看的门帘啦。
上海人“做人家”，有些则发展为一种贪小便宜的坏习惯。有一次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他擅长写很煽情的连载小说，我跟他聊了会儿创作体会，起身上卫生间时发现水龙头还在“滴水”。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将水龙头调节至最小档，让它一滴滴地淌水，这样的速度推不动水表内的转盘，水表不能计数，但一个小时滴下来，下面承接的塑料桶也满了。这桶水可以冲马桶、洗脸，一天下来可以接好几桶呢。这个秘密被发现后他略显难为情，说起来还是赚稿费的作家呢。后来他搬了新房，决定与滴水行为告别，但小说创作却遇到了梗阻。研究再三后他才发现，自己一定要在轻微的滴水声中，才能文思汹涌，下笔千里。于是，滴水恢复，大作不断，我将他的书房戏称为“滴水斋”。
（《上海人活法》上海文化出版社 沈嘉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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