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里女生数量一直增长 ，但是，女性科研工作者出现了“高位缺席”现象——越往象牙塔的顶端，女性越少。
直到被问到那个自己答不上来的问题，33岁的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才意识到，科研圈内存在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
一次聊天中，另一位教授问王立铭：“咱们两人的学生里，女生男生数量几乎相同；但是在你和我的研究所里，女教授的比例似乎都不到总数的一成。那么，最后没有做教授的女生都去哪里了呢？她们凭空消失了吗？”
高校里女生数量一直增长，这也是全国趋势。教育部统计，到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中女生数量连年超过男生。到2013年我国女科技工作者已经超过了2400万人，几乎占到全部科技人力资源的四分之一。
但中国科协的数据显示，2013年两院院士中只有5％是女性；长江学者中，女性的比例是3.9％；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中，女性占8.4％。从2400万到孤单的塔尖，这之间发生了什么？
分岔的路口？
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对此深有体会。今年，她去参加瑞典结构生物学年会，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报告人中女性众多。而她在国内参与组织的几次国际会议里，想要实现“女性报告者不少于20％”这一国际惯例都是相当困难的。
颜宁指出，每年参加博士生入学面试，如果纯粹以应试者的成绩、现场表现，“也许我们录取的70％都应该是女生。在实验室的表现中，女生也从不落下风。但到了求职的时候，分化产生了。到了研究领域学术带头人阶段，女性锐减。”
“我慢慢意识到许多女孩子、特别是我自己的学生，并不是没有实力，只是因为社会家庭的共识，因为在某一阶段或主动或被动地必须做选择题，而脱离了她们本来挺有天赋的科研世界，我真的挺痛心。”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缨专注于女性科研人才研究已经数年。接受她访谈的每一位搞科研的妈妈都表示：生育后满脑子都是孩子，塞不进任何东西。
而这时，摆在她们面前的道路开始分岔了。马缨的调查发现，“生命周期”影响了女性科研人员的表现，生育是其中的重要节点。中国女性科研人员平均生孩子的年龄约为30岁。在孩子上幼儿园（大约3岁）前，孩子的照料任务主要由女性承担。35岁之前，女性科研人员论文数量与男性同行差异很小。从36岁开始，女性开始落后，直到50岁与男性开始拉开显著差异。
天文学博士后杨景（化名）觉得，相对于那些涌向职场的女同学，一直没离开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自己算是幸运的了。
她面临着博士后出站、争取编制的压力。但目前看来，这种压力不会因为性别而比其他竞争者沉重多少。毕竟，衡量科研工作的标准很现实：论文发表篇数多少、期刊影响因子高低、参与项目大小。男女都一样。
杨景的好友里有一位新晋妈妈。生育对于她来说，“基本意味着两年时间没有了”。备孕，哺乳，照顾宝宝，每一项都牵扯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杨景的导师中不乏“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女性楷模。她觉得，那些生育后学术上放慢步伐的女性只是不够“努力”去平衡。
马缨的朋友中就有一对夫妻，同年毕业进入同一家科研院所，如今双双年过四旬。丈夫是学院的领导和一个重要项目的负责人，妻子则从事科研辅助的工作，不在科研一线了。
“当年你成绩还好一点啊，后悔么？”马缨问她。她则笑着表示，有家庭生活很满足了。
杨景身边有更多女同学，甚至毕业后再没进入科研一线，而是直接从事了科研辅助工作，“稳定、方便照顾家庭”。科研世界里的女生们没有消失，她们只是逐渐隐形了。
在王立铭看来，仿佛每个人都做出了当下最合理的选择，这种个人选择也值得尊重，但更大的不合理因此发生了——“这个国家失去了一半人口的科研智慧”。
善意的歧视？
在社会学博士董一格看来，这种自我选择的背后是一种“自我边缘化”——“为什么我们从来不问一个男的如何兼顾家庭和事业？他根本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女生有一份漂亮的履历：考上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后来转到香港大学读完本科，再去芝加哥大学读社会学硕士。但优秀如她，还是经常无法对一个问题给出满意答案：啥时候结婚。
这似乎是女性必答题之一。“我们的文化价值里有一些对两性的预设，你会自觉不自觉地复制这种不平等的逻辑。”在女生们看来，这种歧视是隐形的，包裹在善意里。
杨景的老师曾对她表示出殷切期望：“你虽然是女生，但希望你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杨景很受激励，但同时也隐隐约约感到，这默认了女生一般情况下对自己要求不高。
而王立铭身边也充满了类似偏见：“对女生就多照顾点”“女生不适合读博士，读个硕士找个稳定工作最靠谱”……
“雄性的领地”？
歧视在孩子成长期就存在了。王立铭从小常听老师说，“女生上了高中就成绩不行了”，或者“女生不要学理科”。作为两个女儿的爸爸，他开始担心：女儿也会听到这些错误的暗示，怎么办？
王立铭的实验室里有很多优秀的女生，想法新，很会设计试验、分析问题。而当毕业抉择时，她们中的一些最终选择了离开校园，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支持家庭，纵使对科研仍有留恋。
王立铭说，在整个社会文化的预设里，科研本来就是片“雄性领地”——“大部分人谈到科学的时候，第一反应想到的八成是一个男人”。在这样的预设下，女性科研工作者上升的路径之一是完全抹杀女性身份。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生育了三个孩子的85岁老科学家坦言，除了在“三八节”，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女性。她的努力可以看作是扯掉性别标签的尝试。
著名女数学家王小云在一次演讲中回忆：自己很想像男同事们一样，下班可以喝酒聊聊工作。但她还需要买菜做饭接孩子，于是，她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边做家务，一边思考数学问题。
王立铭不觉得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但他也感慨：“无论是研究方向、专业、学科，只要是比较积极地影响这个世界的事情，女性都面临问题。所以你说女性都消失了，她们其实不仅是从学术界消失了，还从大多数能影响这个世界的地方消失了。”
（《中国青年报》 11.2 王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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