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留学”的留学生

　　■段炼

　　清末民初，社会剧变。年轻人的集体意识，颇能折射当日裹挟一切的“时代潮流”。时任江苏省省长的王瑚，语带戏谑地宣称：“我敢相信，孔子若是生在今天，他也要学英文、穿西装、到美国留学。”。就在留学热潮汹涌澎湃之际，“反对留学”的愤激态度，也开始在留学生当中“逆流涌动”。

　　1912年，入读美国康奈尔大学不过2年的胡适，挥毫写下《非留学篇》一文，怒斥“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在胡适心目中，理想状态的留学，是要让“后来学子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即留学是为了“不留学”。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

　　可是，在当时的留学生当中，像胡适这样欲做国人“导师”的实在太少，而关心“一己之利禄衣食”的人显然更多。这些留学生“既抵此邦，首问何校易于插班，何校易于毕业。既入校，则首询何科为最易，教师中何人为最宽。然后入最易之校，择最宽之教师，读最易之课。迟则四年，早则二三年，而一纸羊皮之纸，已安然入手，俨然大学毕业生矣”。

　　“肩负天职”的读书人尚且如此，中国的“新文明”之梦恐怕真是遥遥无期。胡适痛心疾首的“留学者，国之大耻”，又何尝不是当日中国读书人的“大耻”？

　　对于留学，同样怀有“羞耻”之心的留学生，还有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吴宓和陈寅恪。

　　吴宓注意到，国门渐开，西方社会的“解放”“自由”的观念畅行无阻。“昔日之淡泊修养之功夫，不可复见。众人惟求当前之快乐，纵欲而不计道理”。当日的留美学生“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学的都是工程实业。而在陈寅恪看来，“救国经世，必以精神学问为根基，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若就个体而言，这还只算人格的“愚谬”，但到了“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则留学生越多，未来中国的危机势必越重。

　　在陈寅恪的学生卞僧慧的印象里，陈先生一贯视“中国学术独立”为“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中国学生竟然需要留学东瀛来学习本国历史，确实令读书人“羞欲死”。不过，“独立非孤立”。“游踪遍五洲”的陈寅恪早已注意到，“东洲邻国（即日本）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所以，他才清醒地说：“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之比。”由此反观陈寅恪对于留学的“冷淡”与“不得不留学”的彷徨，最能显露读书人内心世界的错杂与纠结。

　　（《读史早知今日事》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