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救了我

    托尔斯泰1859年作了在他漫长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公开讲话，他说：“音乐像是一道霞光似的突然照亮了人们的内心世界，大家都感到有某种力量出现。这既是‘缅怀往日的感觉’，又是‘热切地回想某种幸福’……”

    我，就有过这样一次强烈的精神体验，那是在“文革”中听马勒的《第四交响曲》。

    1966年的盛夏是一个恶冷的酷暑，凝固的空气窒息得连音符也流动不了；唯一流动的就是街头巷尾红卫兵的“造反歌”“语录歌”和呵斥声、皮鞭声……音乐离我而去。

    一天，红卫兵押送我回家，要我一面喊：“打倒陈钢”，一面在家门口贴上用同样口号写的标语。路上，车轮滚滚，浊烟腾腾，我的全部信念，连同我的人格与尊严，一刹那间全被车轮所碾碎！此时，死神似乎在浊烟中悠悠忽忽地驾车逼将过来。我，真想永远停在车轮之下……

    等一等，再听一次心爱的音乐吧！人间对我可留恋的除了亲人外，不也就只有她了吗？于是，我关紧房门，打开唱机，让马勒《第四交响曲》的乐声潺潺流出……

    第一乐章。如歌的主题，“非常愉快，但又相当忧郁”。

    这句乐曲的表情注脚，使我想起作家白桦的一篇描写音乐的文章：“混合着痛楚的愉悦！不是吗？我们的青春，就像共和国的青春一样，充满了美好的冀求和乌托邦的幻想，可希望之路上却密布着阵阵恶浪和道道险礁。谁都说1966年的6月是“革命的盛夏”，可心里却全在低诵朗费罗的诗篇：“啊，漫长阴郁的冬天，呵，凛冽残酷的冬天”——这，就是我们这一代。

    第二乐章像是魔鬼的狞笑。

    马勒是这样叙述写这段音乐时的心绪：“我好像在睡梦中，一个人想象着自己在天堂的百花园中漫步，而突然间这一切变成了一场噩梦，我发现自己处身于恐怖的地狱中……”

    我们不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噩梦吗？戏剧学院的“狂妄大队”，在“老朽滚蛋”的口号声中，横扫电影厂、音乐学院……将一尊尊中国艺术殿堂的至宝踩踏在地。他们憎恨音乐，惧怕音乐，因为“魔鬼不能忍受音乐”（马丁·路德）；可是，魔鬼的狞笑是短暂的，到最后笑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第三乐章是一曲长歌。

    马勒讲过，他的音乐都是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一句名言：“当大地上还有别的生灵在受苦遭难，我又怎么可能幸福呢？”而我，也是用颤栗的心去倾听这段音乐的——每天，当我拖着受伤的灵魂、疲惫的身躯和沉重的步伐从牛棚回家时，它都要为我倾诉、哀号；同时安慰我从绝望的峭壁上走向希望之路。

    第四乐章是一首哲学抒情诗和一幅壮美的宗教壁画。

    歌曲是马勒交响曲的种子与草稿。马勒在这个乐章中引用了他的歌曲集《孩子们的神奇号角》中一首叫做《天国的欢乐》的歌曲。歌词所描述的是农村穷孩子们幻梦中的图景——他们获得了各种丰富的食品。女高音用祈求和抚慰的语调唱道：“欢乐的天国生活多美好，俗世不再使我们烦恼，一切全都是如此清静、平和，人间的喧哗这里再也听不到。”

    我们当时不是都像那些农村的穷孩子吗？我们何止是忍饥挨饿？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哪敢奢望什么“天国的欢乐”，祈求的只是少受些侮辱与虐待。我们需要寻找，寻找自己的精神堡垒。

    贝多芬说，上帝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在贝多芬心目中，上帝即崇高、即理想、即真善美，也有无限的泛爱、博爱和大爱！贝多芬通向上帝的路就是“通过黑夜迎向光明——通过搏斗走向胜利”之路。宗教，在这时是一种摆脱现实，回到内心的精神力量；是希望所寄，理念所系，也是梦幻和情愫的化身。贝多芬如此，马勒如此，6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无二般。

    听了马勒的《第四交响曲》，我仿佛受了次音乐的洗礼。我试着从生活的泥淖中拔将起来，让灵魂获得解脱与升华。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了这么好的音乐活下来吗？难道马勒的音乐不是为了让我们走向胜利而是让我们走向死亡吗？

    车轮滚滚，浊烟腾腾，我昂着头走过街头。马勒救了我。

    （《三只耳朵听音乐》陈刚 百花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