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极而泣,百感交集,很想歌唱……刘大蔚的父亲刘行中、母亲胡国继,拿着再审决定书走出福建高院时,跑到附近的水果摊上买了几斤桔子。
10月17日,王国其去广州中院拿回了43.4万元的国家赔偿。第一次揣着这么大数额的现金支票,走在广州的毛毛雨里,他的脸上却没有喜色。
“钱,让事情有了一个结尾。”41岁的王国其说这话时,坐在租住的广州大德路老式居民房里,闭着眼睛,疲倦地摇了摇头。
这个地方,距离玩具小贩王国其2009年因“非法买卖枪支”被捕的一德路,仅一街之隔。
这个地方,距离因网购仿真枪而被判无期徒刑的刘大蔚所在的福建漳州监狱,约600公里。
10月18日,20岁的刘大蔚迎来命运的反转:福建高院经复查,认为原判以走私武器罪判处无期徒刑,量刑明显不当,决定再审。
喜极而泣,百感交集,很想歌唱……刘大蔚的父亲刘行中、母亲胡国继,拿着再审决定书走出福建高院时,跑到附近的水果摊上买了几斤桔子。
自2014年8月31日独子刘大蔚在四川家中被抓,他们从未如此高兴过。
实际上,无论是王国其案,还是刘大蔚案,都只是众多仿真枪案的缩影。
未来,是否还有反转?
“犯罪位置”
拿到现金支票后,王国其给妻子打了电话,语气平静。
从2009年至今的7年里,他深觉自己“像是坐飞船,一下子到了上面,一下子又到了下面”。
铁窗4年,王国其说他从来没有加入过一次服刑人员的节日庆祝。中秋节,众人喜欢拿汽水就着花生米吃,他却感觉有块巨石悬在心头。每当这时,他甚至有些羡慕那些已经坐实罪证的抢劫犯、盗窃犯。
他把监狱里能看的法律书都看遍了,想在这些法律条款中找到适用他的,却始终没有找到属于他的“犯罪位置”。
“我是农民,以前在老家工地上,连一个钉子也没敢偷过。老家人春节赌博,我连围观都不去,就怕被抓去拘留十天半个月。”他怎么也想象不到自己“犯法”的样子。
2008年底,王国其夫妇为了生计从河北农村老家来到广东,在广州市一德路国际玩具城租下一间小铺子,仅一张长条桌大小。原本卖婚庆用品,但生意惨淡。见到卖玩具枪的摊前时常围满了人,他决定跟风尝试。顿时,生意好转:白领、少年,一群群人围着铺子转。
王国其从小家里经济不宽裕,没机会接触这些“男孩的玩具”。而因为这个生意,他经常潇洒地做个射击姿势来给客人示范。那些枪,有着真枪的手感;那些时刻,他很酣畅:“军迷都是男人,有共同语言。”然而,这种短暂的愉悦,仅仅维持了3个月——
王国其被公安抓获,缴获枪形物中“18支达到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支认定标准”。
如今,他可以复述我国法律对于枪支的定义: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他认为,自己卖的玩具枪怎么也对不上号。
“我做过无数次这样的实验,拿仿真枪枪口直堵着小腿,发射,只留下了一个红点。是疼,但一滴血也流不出。”这是他曾经为顾客在自己腿上进行的“杀伤力实验”。
刘大蔚还未收到网购仿真枪就被判无期徒刑的新闻,王国其是去年在手机上看到的。他记得这位少年去年4月在庭上的呐喊:“请用我买的枪枪毙我!如果我死了,我就承认我有罪!”因为,他曾在2010年5月一审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撕心裂肺。
无罪辩护
很多人都劝王国其:平头老百姓,搞什么上诉?认命吧!
他却“死磕”。
2010年12月,广州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将一审认定的18支枪支减少为16支。
2012年8月,广州中院决定再审。2013年4月,再审判决,认定非法买卖枪支罪成立,但量刑变成4年。
2013年10月18日,王国其以中止执行、取保候审的名义被释放。
可为了“清白”二字,他出人意料地坚持,做好了把10年都搭进去的准备。
他不忘一位经手法官听到他坚持上诉的回应,竟是鼓励——好!我也希望你上诉,如果成功了,会对我们以后工作有帮助。
周玉忠律师陪着“死磕”。他在弄清来龙去脉后决定为王国其辩护,条件是:只做无罪辩护,而不是减刑辩护。
2014年6月,广东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广州中院的再审判决,撤销广州中院的终审裁定,撤销越秀区法院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原一审法院重审。
2016年1月,越秀区检察院以王国其没有犯罪事实、不构成犯罪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
2016年2月,王国其向广州中院申请国家赔偿,同年6月广州中院作出赔偿决定。
王国其有个塞满判决书的文件夹。每一审的判决书,一共攒了7份。
出狱后,他加入过一个微信群,130人,名为“玩具蒙冤之家”,听起来像是一出话剧的名字。微信群里,全国多地的仿真枪被判刑者和家属找到王国其,这“最成功的案例”。
刘大蔚的父母都是70后,正是经网络搜索,循着“最成功”找到了周玉忠。
2015年4月,通过QQ与台湾卖家商谈购买枪支的刘大蔚,被泉州中院以走私武器罪判处无期徒刑。福建高院于2015年8月作出刑事裁定,维持原判。
刘大蔚的父母,将律师换成徐昕。而徐昕修改了上百次的刑事申诉状,申诉请求亦为“改判无罪”。他说:“此案是同类案件中判决最重的个案。”这是他“年度最希望解决的案件”。
出狱之后
被抓那年,大儿子16岁,小儿子12岁。两个孩子都辍学了。小儿子是王国其在出事前特地从老家接到广州的,初衷是想让他获得优质教育。
大儿子不怎么和他说话。“儿子不上班就很少出门,可能终究觉得不光彩。”王国其说,必须给孩子一个交代。
说起儿子,他埋头在板凳上一支支抽闷烟。今年春节前,一家人搬到了这栋9层却无电梯的老公寓,租金便宜,而王国其出事后好几年,全家挤在更便宜的10平方米的小阁楼。
刘大蔚的父母,如今也租在福建的一个村子。房租低到什么程度?200元,一个月。
刘行中说,毛坯房的地上坑坑洼洼,“扫地都扫不干净,就图个便宜”。
“家破”,是周玉忠说起这个群体时的评价。无论是王国其案,还是刘大蔚案,都非个案。
周玉忠曾亲历这样的庭审现场——有位浙江的前法官因为收藏两把仿真枪,被起诉。
东北2位曾经的警察,也找到周玉忠倾诉:他们从超市玩具店买了几把仿真枪,由于超市老板案发,被发现、被判刑、被开除公职。
今年8月,一些律师办了场“假枪真罪的解决出路问题研讨会”,呼吁修改目前中国枪支认定标准。
10月18日,是肖哲的硕士毕业论文开题答辩日,他的选题即关于仿真枪。徐昕在从全国30多位研究生里聘助理时,将修改仿真枪案申诉状作为考题。“此案有可能个案推动法治。”肖哲说,救刘大蔚之外,师父志在于此,“很难,非常难,但要一步一步做起。”
那份43.4万元的赔偿决定,王国其塞进了他装满判决书的文件夹,说:“这张纸,或许就是我人生这道坎上算不得结尾的结尾了。”
王国其家的阳台上,有个色彩鲜艳的塑料风车,是他出狱时家人买的,在当地习俗里,象征转运。
刘大蔚的父母,拿着再审决定书买了桔子后,坐了1个多小时车,直奔福州郊县一座老乡推荐的庙,祈福。他俩往功德箱里塞了120元,每人60元,六六大顺。
2014年8月,他们历历在目。在外打工的独子回到老家,原想等待秋季征兵,应征入伍。当兵,是刘大蔚的梦想。
(《解放日报》10.23 杨书源 林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