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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文为业、以砚为田的读书生涯中，书房既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仕途的起点，更是他们寻找自我的归途。当厌倦了争斗，躲进小楼成一统，吟诗作画，“雪夜闭门读禁书”，或是两三同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是人生必不可少的消遣和休息。
自古及今，书房并无一定之规。富者可专门筑楼，贫者或室仅一席;有的雕梁画栋，有的则环堵萧然。书房或筑于水滨，或造于山间；或藏诸市井，或隐于郊野；有的植以南山之竹，有的覆以荆楚之茅，不一而足。但总有一点是书房应有的品质，那就是清雅。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专门谈到书房的装饰，有很多精妙的设计，但崇尚的是“宜简不宜繁”，力求“高雅绝俗之趣”。
“芸窗”“芸馆”“萤窗”“雪窗”是书房的别名。“芸窗”和“芸馆”缘于古人藏书用以驱虫的香料——芸；“萤窗”“雪窗”典出车胤囊萤、孙康映雪的求学励志故事。别名虽然别致，也只是在诗文中偶用，因为书房书斋的“书”是最雅致大方的。
书斋之名从发端到流行，有一个发展过程。司马迁虽有宏文巨著《史记》传世，但未闻其斋号。《陋室铭》是一篇斋记，但“陋室”不能视为书斋名。正式命名书斋，似起源于北宋。史传司马光有斋名“读书堂”，虽质朴但过于平白。以后有洪迈的“容斋”、陆游的“老学庵”。
元代，为书斋命名的做法已经影响到西域一带的少数民族人士。这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大量记载。至明清斋名盛行，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书斋雅名。袁宗道的“白苏斋”、唐伯虎的“梦墨堂”、张溥的“七录斋”、袁枚的“小仓山房”、蒲松龄的“聊斋”、梁启超的“饮冰室”，皆是意蕴深远。斋号寄托着主人的志与情，书房是文人的灵魂之城。
文房用器于隋唐时就逐渐兴盛起来。隋代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时期，科举促进了隋唐文人阶层的出现，文房用器也就大量出现。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
宋代苏易简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是书凡“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共计五卷，搜采颇为详备，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宝，必会谈到《文房四谱》。这部书也是宋初文房清玩风尚的发端。
南宋的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列入十项内容，它们是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但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远不止这些。赵希鹄还曾写道：“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
宋代林洪的《文房图赞》中有了臂搁的记录，有关压尺的宋代记载也颇多，例如龙大渊的《古玉图谱》、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李昭玘的《乐静集》与刘宰的《家藏集》等，分别记载着玉、石、檀香等材质压尺。在宋代的《槐荫消夏图》《西园雅集图》等绘画中，则出现了笔插的形象。
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明代进入了繁荣期。连明皇室也同样青睐起书斋的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笔格等。
明末的屠隆在《考槃余事》一书中的《文房器具笺》中，一共列举了45种文具，可谓集当时文房清玩之大全了，这是古籍中记载文房用具最多的典籍，成为后人研究与引经据典的重要出处。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却又是一个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它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品位高雅的艺术世界，也吸引着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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