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独秀在石墙院

    ■祝彦

　　1938年7月初，陈独秀抵达重庆。在渝逗留了一个月，便感到留在重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只好退居比较便宜的江津。谁知在江津也住不安稳，于是又于1939年5月迁居到离江津县城20余里的小镇鹤山坪。此时，陈独秀穷困潦倒，全靠旧友接济才能生活下来。最后能住进杨家的石墙院，还是靠朋友的引荐，算是有了栖身之所。

　　对于陈独秀在石墙院里的生活，有位当时的人概括得非常贴切：“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就是这样一个落魄的老人，国民党对他仍不放心。时任江津县长的黄鹏基就说：“陈先生是受监视的，重庆方面常派人来侦察他的行动，一两个月要来问问。”据王葆斋生前谈，他曾和章士钊相约去江津看陈独秀。事先由章士钊找了蒋介石侍从室，取得同意，才去江津。在江津与陈独秀晤谈后，陈送他们一程，不再前走，说，“我只能到此为止，不能越雷池一步了。”

　　陈独秀在这个时期，还处于“思想上孤独”的状态。他对民主的见解，他对战后世界大势的分析，在当时都被看作是“恶毒”的言论。陈独秀后期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当时，中共中央的意思是把他弄到延安养起来，但被陈独秀拒绝了。陈独秀对来劝他的朱蕴山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

　　国民党当局想利用陈独秀，来达到攻击共产党的目的。派了戴笠、胡宗南带着礼物去拜访陈独秀。陈独秀表示：“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

　　陈独秀在鹤山坪的物质生活是非常贫穷的。石墙院里的景象是这样的：“他们院里堆了一大堆土豆，是陈独秀和潘女士种的。他们用的家具是些破桌子破椅子，生活很苦。”尽管生活困难，陈独秀仍保持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对于那些不应该或不值得接受的馈赠，他都拒绝了。比如任卓宣曾汇去200元给陈独秀，但汇去后不久，又退回了。还有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赠给陈独秀5000元，被陈独秀以“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予以拒绝。

　　晚年的陈独秀处于“心情上郁闷”状态。在公开场合，他变得沉默了许多。据一些老人回忆说，陈独秀在宴会上很少言语。因此，笔者可以勾画这样一幅图画：在宽敞显得有几分孤寂的石墙院里，一盏微弱的油灯下，有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在专心致志地写着什么。老人瘦小的身躯与高大的石墙显得极不协调。他就是陈独秀。

　　（《晚年陈独秀》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