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器载道的文化内涵

    从毛笔到硬笔再到键盘，人们的书写方式变得越来越便捷、快速、无纸化，笔墨纸砚离人们的生活似乎越来越远，以致有人说“文房四宝已死，何必续命”。

    然而，笔墨纸砚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人们的生活。今年夏天，陕西师范大学毛笔手写的录取通知书受到广泛关注，有评论说，这是“公众对书法艺术的集体怀旧，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望”。

    “燕呢窗花纸墨趣，风过屏梅笔砚香。”这副对联，道出了主人的风雅情致。文房四宝的文化内涵，又岂止于此？

    宋代理学家程颢说：“天下无一物无礼乐。”说的是万物都承载着文化要素。文房四宝发展的历史，正是社会文化背景的见证。例如砚台的发展演变与中国的文明史息息相关，从砚台的造型中可以品读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汉代，神秘化的社会风尚，使得砚台追求浪漫的风格；唐代，奢侈化的社会风气，使得砚台追求大气的风格；宋代，文人化的社会取向，使得砚台追求高雅的风格；明清，迂腐化的社会趋势，使得砚台追求繁缛的风格。

    文房四宝与人们天天相伴，最能体现使用者的文化情怀。例如一支毛笔有自己的名字，仿佛有了生命。“助文人高攀丹桂，扶学士直上青云”，在笔杆上刻下特别的铭文，寄托了旧时读书人的美好心愿。又如清末外交家洪钧曾制一笏琴形墨，上书“墨供我书，琴养我德，叩寂求音，不如守黑”，短短16个字，昭示了一个君子洁身自好、朴素守本的道德追求。而纸张作为文字的载体，也是历史文物，和古代书籍、书画作品同存共尘。难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与郑振铎在北京琉璃厂遍求信笺纸300余种，辑成《北平笺谱》，可见文人对此的喜爱。

    文房四宝不仅有实用价值，好的笔墨纸砚还是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工艺品，吸引众多名家大师。宋代邵博撰《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宣城陈氏家传右军求笔帖，后世益以作笔名家。柳公权求笔，但遗以二支。”可见王羲之、柳公权等书法大家对名笔是多么倾心。李白作《酬张司马赠墨》一诗，极言当时上党墨用料之精美、香气之馥郁。白居易称赞过宣笔，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则有赞美砚的诗作流传。

    笔砚精良成为文人快事。优秀的书画作品离不开优质的文房工具。曹魏时期书法家韦诞善于制墨，有“一点如漆”的美誉。他曾说：“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者，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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