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应承担更多公共责任吗

    杨绛先生离世后，围绕知识分子的身份与责任引起持续争论。

    其实在欧美，有一些知识分子，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比民众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这其中，最著名的两位是：韦伯和哈耶克。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正当职责是在自己的专业内提供正确的知识，而在公共生活中应尽的责任，与一般民众无异。

    韦伯之所以要重新审视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目的是为了辨明现代社会中，学术工作的性质和意义。他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已无法提供对人生和社会一般意义的解释，只能增进人们支配世界或人生的技术手段，因为它是按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并不提供人生和社会的目的。韦伯的这一反思，针对的是曾在德国知识界流行的“文人化学术”。他认为任何救世主式的批判或煽动，只会破坏知性认知的平实。

    我不完全认同韦伯的观点，但我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1990年代前后，中国内地就出现过一批文学领域出身的知识分子议论社会与政治的热潮，其中有些人还成为那个年代的偶像，但后来出现了惊人的转向。极可能是这些人对当代社会或政治学知识储备不够导致的。

    要客观严谨地分析现代社会政治问题，确实需要一些科学工具、论辩常识与相关专业的知识储备，不经过专门训练，不仅表达者会感到困难，也会增加观点市场的混乱。关注公共事务，显然不是喊喊口号就能解决的。比如对今天从事与杨绛、钱钟书一样职业的很多作家或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让他们对公共事务进行表达，确实挑战很大。

    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能在本专业提供正确而有良知的知识，未对公共事务发言，难道我们就应指责他犬儒吗？当现代社会受够了各种“真理代言人”的苦难时，韦伯对知识分子“无知”的反思，确属一种疗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对知识分子公共责任的评判同样很有意思。哈耶克是现代思想家，他把个人自由权利受到的威胁，视为人类社会最大的危险。

    他对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之所以持批判态度，是因为他从希特勒政权中观察到这样一种现实，极权体制的形成，并不是希特勒等少数人就可实现的，而是因为在当时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弥漫着一种“需要更多计划”的思想观念。知识分子以错误的方式，关注了所谓理想社会的建立，也是塑造希特勒的力量之一。这使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人类在改变社会处境时，为何总会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

    在哈耶克看来，知识分子如果想组织社会或资源，达成一个单一目标，哪怕就是为了民主的目的，而否认个人目的时，也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任何社会目标的实现，都是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群体选择的结果，知识的成长只能同步于这一过程，不可能超越其上。

    哈耶克担心的这种危险，近年来屡屡出现在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对公共话题如何发声的焦虑和尴尬，普遍存在于一些人身上。这种焦虑感，或许是近来引发知识分子公共责任争论的真正根源。

    我当然赞同知识分子应尽可能多地关注公共事务，但我们绝不能因为某个知识分子未对公共事务发言，就指责他犬儒。这对大量怀有良知与自由之心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种伤害。中国未来社会的变革，需要多元化的知识争鸣，不可能是某一种思想或观点独擅胜场，一定是各种思潮共存、博弈，又互补、合作的结果。

    （《深圳特区报》9.20 叶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