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锺书对陈寅恪的真实看法

    陈寅恪是史学家，钱锺书是文学家。学术上，陈氏研究重点在史学，喜“以诗证史”“诗文互证”，“文化定位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钱氏兴趣在文学和诗学，擅打通评鉴、中西互通。二人兴趣迥异，学术观点不同。钱锺书曾批评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太“微不足道”。钱锺书的这则评论，不仅招来批评，还被很多人引申发挥，说他“瞧不起陈寅恪”。钱锺书对陈寅恪的这些评价，基本局限在学术层面，而且范围很小，并不涉及对陈氏人格特质与思想根源的评价。

    钱锺书去世后的2003年10月，汪荣祖至京访杨绛，提及陈寅恪。杨绛特别提到，钱锺书晚年很欣赏陈寅恪的诗，说早知陈先生如此会作诗，在清华读书时，一定会选陈先生的课，成为恩师，但也不必讳言，他们在释诗上有不同的看法。（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1998年6月《读书》）

    晚年钱锺书忽然发现并“喜爱”陈寅恪的诗，这和陈的学生蒋天枢分不开。

    1949年后，在上海的蒋天枢与在广州的陈寅恪联系紧密，除书信往还，还曾两次南下广州，收集整理老师著述。蒋天枢以对老师特有的衷心与热爱，成为晚年陈寅恪“最可信赖的人”，成其“忠笃弟子和托命之人”。1964年，在蒋天枢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广州时，陈寅恪将整理身后著作之事托付于蒋，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病痛之中含冤去世，加快整理出版《陈寅恪文集》，遂成为蒋天枢的一块心病。大约在1973年，还在“文革”期间，已是古稀老人的蒋天枢，拖着病体即着手搜集整理老师的论著。

    至1970年代末，蒋天枢在整理一本有残缺的陈寅恪诗稿时，遇到缺字漏字问题，他想到了钱锺书。于是他将诗稿（应是复印件）寄上，请钱补订。钱对蒋所托之事非常重视，工作极为审慎：

    诗稿经过浩劫，收集未全，亦多毁损。蒋先生要求钱锺书帮助校订，并将缺漏的字给补上。锺书以前没怎么读过陈先生的诗，展读之下，惊叹陈诗之精美，佩服得不得了。缺漏的字不多，但每补一字，锺书都费尽心思，反复斟酌，既考究诗辞语句，又琢磨韵律格调，尤其解读陈诗中时常引用的今典古典寓意，力求切合，保其本真。每冥思苦想得一佳字，嵌入原诗，天衣无缝，锺书便快活得像小孩，手舞足蹈。那段时间，锺书梦中喃喃自语，说的也是有关陈诗补字的话。（吴学昭《杨绛与寅恪先生女儿话旧》，2010年11月15日《文汇报》）

    同一时期，蒋天枢除请钱锺书补订陈诗，还请钱为自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指正阙失”。早年钱锺书没有请益陈寅恪，反倒是人到晚年，陈家人及其学生，都会想到钱锺书。除蒋天枢找钱锺书帮忙，陈寅恪子女到钱府拜访，在一波三折的陈寅恪骨灰落葬过程中，钱锺书也出现其中。

    杨绛对学界有关“钱锺书看不起陈寅恪”的争论是知晓的。她压根不同意这种武断的结论：“锺书并不赞成陈寅恪的某些考证，但对陈的旧诗则大有兴趣，曾费去不少时间精神为陈残稿上的缺字思索填补。蒋天枢中风去世后，他这份心力恐怕是浪抛了。能说钱对陈颇有‘微词’而看不起陈吗？我不能同意。”（2000年8月11日杨绛致汤晏函）

    （《同舟共进》 2016年第9期  钱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