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媳妇“回娘家”

    莎朗终于和两个哥哥见了面，兄妹三人要去给父母扫墓，莎朗将遵照丹尼斯的遗愿，代他给从来没见过面的岳父母,献一束康乃馨。

    激动的旅程

    2005年，是我在旧金山“通达”旅行社当导游的第4个年头。每年夏天，黄石公园这条旅游线路最为繁忙。

    8月中旬出发的团，五十多名团友中，有一位白人老太太，八十多岁了，金发早已变为银色。她名叫莎朗，深目高鼻，高个子，一袭连衣裙，从后面看，还像个少妇。更加出奇的，她能说广东话。团友惊讶地告诉我，莎朗的广东话不但顺溜，而且夹着不少台山土语，神了！我还注意到，莎朗虽然身板硬朗，不需人搀扶，但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小伙子跟随。在途中，我和这位小伙子谈过几次，知道他叫小陈。原籍广东台山，是莎朗的贴身佣人。

    旅行团所乘的大巴，从加州出发，穿过内华达州的沙漠，爱达荷州的麦地与玉米田，沿着蛇河峡谷逶迤而行。大巴上，我拿起麦克风，开始例行的讲解：“眼下，我们刚刚走出怀俄明州的边界，前面的小镇，叫利文斯登——”我没说完，莎朗蓦地站起，用右手把麦克风盖住，急切地问：“对不起，你说的是什么地方？”她脸色煞白，两手发抖。我连忙安顿她坐下。悄声问小陈，莎朗身体怎么样？小陈说没事，她只是激动。

    过一会儿，她吩咐小陈把搁在座位下的手袋拿起来，打开，她小心地从里层抽出一个记事本，本子的封面破旧，贴上好几层透明胶纸。她戴上眼镜，打开，找出写上密密麻麻的号码的一页，号码是用蓝墨水写的，原色早已褪尽，变为浅黑。“查理，你能不能替我打一个电话？”她指着一个号码问我，极度紧张而热切的神态。“行，我替你打，可是，打通了要说什么？”“你先试试，看有没有人接。找——找戈登先生。”

    接电话的是沙哑、苍老的声音:“我就是，您找哪一位戈登先生？我还有一个兄弟呢！”“够了！”莎朗站起来，对我打了一个关机的手势。

    莎朗的爱情

    “我在利文斯顿市出生，那是1926年。父亲一直在炼铜厂当工人，后来升为领班。母亲是家庭主妇。我有两个哥哥，大哥麦克，比我大3岁，二哥雷蒙比我大1岁半。我18岁那年高中毕业，然后进市立初级大学，上了两年课。那是1941年。欧洲陷入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利文斯顿镇郊外，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需品仓库，存储的物品，将发往盟军抗击轴心国的前线。这年暑假，我在仓库旁边的‘星星’酒吧当侍应生，为秋天上爱达荷州立大学化学系赚学费。每到周末，在仓库工作的军人，多半来酒吧喝两杯，跳跳舞。我和他们混得很熟。客人中有一位上尉，个子不高，面目清秀，乌黑的头发剪成平头。在要么白人要么黑人的袍泽中间，他是唯一的中国人，叫丹尼斯，姓陈。他是那么温文尔雅，喝酒从来没失态过。看他年龄，至多25岁。

    “认识丹尼斯一个月后，一个初秋的夜晚，我下了班，走进停车场。他手拿着一束玫瑰花，在入口等候。‘送给你。’他说。我爽快地接下，说花好漂亮。那晚，星星好亮，原野吹来麦秸干燥的淡香。他向我倾诉对我的爱慕，他紧紧攥住我的手，我感到一股带电的热。

    “从丹尼斯口中，我知道，他是第二代移民，老家是广东。他父亲原先是来留学的，从柏克莱加州大学毕业以后，本来要回国，在旧金山唐人街开杂货店的伯父因为没有孩子，把他认作继子，留下来。那时辛亥革命才爆发不久。伯父去世后，他父亲继承了杂货店，娶妻生子。丹尼斯14岁那年，被送到广州去学了一年中文。丹尼斯有志气，高中毕业，报考弗吉尼亚军校。如今是利文斯顿军需站唯一的亚裔尉官。

    “恋爱谈了一年。1942年底，丹尼斯要调到加州的圣地亚哥军港去。我面临重大的选择：是当他的妻子，跟随他离开；还是分手。我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一条。下一步，是向父母摊牌。那一天，碰巧是父亲的生日，一家人吃过晚餐。我说：‘爸爸，你的女儿要做新娘啦！’爸爸以为我开玩笑，只笑呵呵地说，新郎还没带进家来见面呢！我说，男朋友是中国人，怕你们不喜欢，一直不敢说。父亲不容我往下说，一句话：不准！嫁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嫁中国佬。我的倔强来自父亲的基因，也决不退让，摔门走了。

    “那一晚，我在汽车旅馆里过的夜。第二天,我把昨晚的冲突向他说了。他叹口气，说：‘我早就料到了。’我又和母亲谈了一次，把丹尼斯的家世，人品，我们怎么相爱，以后打算怎么办，一一说清楚。母亲低头不语，过了好一阵，无奈地看着我，哀哀地说：‘嫁谁不好，偏选上中国人！’她说，你爸是213号工会的活跃分子。知道这个工会的纲领是什么？把抢走我们饭碗的中国人赶出新大陆！妈妈这一说，我大梦初醒。

    “一个星期以后，在丹尼斯调防之前，我和他去市政厅登记结婚。我给父母和两个哥哥各写了一封信，先道歉，再说明，尽管你们不接受，我也要和丹尼斯去向你们辞行，然后，我们一起迁离利文斯顿。我根本不抱希望。果然，那天，我们手牵着手回家。大门上了锁，门上钉着一张纸片。没有称呼，没有落款，是父亲的字迹：‘从今天起，你的名字不再属于我的家庭。’我看了两遍，眼泪叭地落在纸上。这天是1941年2月8日。1942年，报上刊载了国会废除排华法案的新闻。我离开利文斯顿前，知道爸爸之所以反对我嫁给中国人，原因在于，他和利文斯顿的工会领导人，在国会就废除这一侮辱性法案作表决之后，远赴华盛顿，去投赞成废除票的爱达荷州参议员的办公室递交抗议书，幸亏没有被采纳。

    “我离开利文斯顿后，和丹尼斯在圣地亚哥驻扎。1945年，轴心国投降，丹尼斯以少校军衔退伍，我们一起回到旧金山唐人街，打理杂货店。我一天到晚和中国人打交道，广东话就是这么练出来的。我在丹尼斯的督促下，每年父亲节、母亲节、两个哥哥的生日，我都按时寄贺卡，希望得到亲人的谅解。可是都没有回音。大哥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的是：父亲明确交代，谁胆敢和莎朗来往，被他发现，就马上脱离父子关系。

    “我们没有儿女。2001年丹尼斯患了癌症，去世前两年，他替家乡的一个堂侄子办了过继手续，以养子的身份来美，他就是小陈。”  

    终回娘家

    我问：“你父母肯定早已去世，你想不想家，要不要见哥哥？”莎朗重重地点头。“你的两个哥哥愿意和你见面吗？”不知道。丹尼斯生前常常对我说：愿不愿是他们的事，争取是我的义务。

    “那好。”我没征求莎朗的许可，用手机拨刚才挂断的电话。

    那头有人马上接起话筒。“哈罗，我是两个小时前给您打电话的中国导游，叫查理。戈登先生，您认识莎朗吗？她也姓戈登……”那头“啊”了一声，随后是漫长的沉默。莎朗迫不及待地贴近我的手机，看我没作声，更急，抢过手机听，“怎么没声音？”莎朗的眉头紧皱，眼神黯淡。“哦，是我的妹妹啊！”那头响起了呜咽声。我听到接电人大声叫：“雷蒙，雷蒙，快来！”这么说来，先接听的是大哥麦克。

    “莎朗就在我旁边，我们的大巴正在93号公路，往利文斯顿方向开。”“哎呀哎呀，妹妹啊！”听出来，两个老头子拥抱在一起。“莎朗要和你们见面，你们愿意吗？”“哎哟，还用说吗？愿意见面愿意见面！”“听清楚了，93号东行，在利文斯顿的第一个出口，有一个雪佛兰加油站，我们45分钟以后到达，你们能赶到吗？”“那加油站我们知道，能能！”“好极了，我们的大巴是酒红色的。”

    莎朗终于和两个哥哥见了面，兄妹三人要去扫父母的墓，莎朗将遵照丹尼斯的遗愿，代他给从来没见过面的岳父母,献一束康乃馨。

    (《南方周末》8.25 刘荒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