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分明的董必武

    董必武，与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一起被称为“延安五老”。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以及代主席等职。

    今年是董必武和林伯渠诞辰130周年。在位于北京奥运村附近的公寓中，董必武的女儿董良翚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不帮孩子找工作

    董必武和妻子何连芝一共有三个孩子，大哥董良羽出生时，董必武觉得当时国家的工业太差，希望他们这一代人长大后，国家能造飞机。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制造飞机就说明它的富强，所以给第一个孩子取名“良羽”。出于这样的想法，第二个孩子出生时，董必武就继续在“羽”字上做文章，为她取名“良翚（huī)”，意思是羽毛的颜色。最小的孩子出生后，又为他取名“良翮（hé）”，意思是鸟翎的茎。

    董良翚原来在部队工作，因为视力不好不适合做画图的工作，复员到了北大读书。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因为她没有工作分配的名额，学校里的领导跟她说：“你回家找你爸爸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回到家，父亲说：“我能有什么办法？那你就在家待着吧。”后来学校里有同学因学业不合格毕不了业，这才得到一个空额，被分配到了一个小学教书。到教育局报到的时候，有人通知她学校已经不开课了，又让她回家等着。后来北大的同学来电话说给她调了工作，原来是她一个分配到外文局的同学因为被单位退回，这样她才顶替了同学的空缺去了当时的外文局，一干就干了20多年编辑。

    不帮堂弟贷款

    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董必武的远房堂弟董贤煦因家乡遭受水灾又生病，于当年的10月两次写信给三兄董必武，希望介绍银行搞到贷款渡过难关。10月24日，董必武病中请秘书代笔写了回信，拒绝介绍贷款请求，并从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钱解兄弟之急。董必武在回信中是这样说的：“今年我们国家遭受水灾的地方较多，有些地方灾情较重。各遭灾地方的人们都各有困难，政府拨不少粮款物资救济，但受灾的地面大，人口多，每一灾民得自政府的救济毕竟有限，主要是靠灾民自己和本地人民共同努力生产，渡过灾荒。……人民银行的贷款主要是帮助生产，比如为了农业生产缺乏种子、耕具等请求贷款，银行一定会考虑的，这样的事用不着我来介绍。至于要银行贷款，我介绍也不生效。请你注意，现在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必须为人民服务，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在你的思想中对这点似乎还不很清楚。……为了救你之急，在我生活费里拨一些钱给你用。这当然不能解决你当前的困难，但我又有什么更多的力量来帮助你呢？”

    董良翚说，父亲可以说是“不近人情”，但其实是“在情在理”的。

    上街走走

    “文革”期间，父亲在家里很少外出，每次都是董良翚将外界的消息带给父亲，“他只是很惊讶，但是他从来没评论过，也不去打听。对于听到的一切，他表现出了不理解和一些焦虑。”

    董必武的小儿子董良翮在“文革”中曾两次无故被囚禁。父亲曾经对董良翚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后来董良翮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整人的手段因人而异。对我父亲，因为无权可夺，便对他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他们把我抓起来，为的是逼着父亲‘跳出来’。只要父亲‘跳’，就打倒他。但父亲就是不理他们那一套。”

    1958年，董必武一家搬进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不久，王稼祥一家也从外边迁进来了，两家相处得十分好，就像一家人一样。“文革”开始前，王稼祥一家迁出中南海。不久，红得发紫的戚本禹突然搬了进来。这个院子就开始显得声气浮嚣，喧声笑语常常吵至深夜。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和母亲商议要搬出中南海。

    1968年初春，董必武一家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记得一天晚饭后，父亲站在院子里，舒畅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笑着对董良翚说：“良，我们可以上街走走了吧？”他是多么希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呀！

    平等相待

    董必武是清代秀才，毛笔字写得非常好，他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写100个中楷，如果今天在路上没有条件写，第二天要补回来。如果连续三天没写，他也会把落下的三百个字补齐。  

    董必武和孩子们的交流与其说是父子父女间的交流，不如说是朋友更为合适。在给董良翚的一封家书中，他说：“你说我的性子太急，也说得很对，我不仅性子急，对人的态度也过于严厉。……后来有些变化，但病根没有完全去掉，有时复发，你这次揭发我这毛病，我下决心改。”董良翚说，父亲是真正把孩子放在平等的地位上相待，不会用家长式的权威压制孩子，这是值得现在的父母学习的地方。

    (《法制晚报》7.29 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