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书信能否公开买卖，一直是充满争议的问题，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可以作为商品去交易吗？
“我没想到，中央组织部印制的党员干部登记表、‘文革’交代书，这类档案竟然可以在网上那么轻易买到”，近一个月来，王选为此茶饭不思，这位著名社会活动家意外发现自己父亲的档案竟然在网上成了商品，追回档案的过程中，她惊讶于竟然有那么多涉密的干部档案在网上公开买卖。
“红色档案”网上热销
7月底，王选的一个大学生助手，意外地在网上发现了她父亲的档案。“这名同学知道我父亲曾做过中共地下党员，就百度搜索了他的名字，没想到置顶的竟然都是档案的售卖信息。”
王选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上海解放时随陈毅元帅接管旧上海司法机关，参加组建新中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王选父亲的档案，在旧书网上被明码标价，从数百元到近千元不等，数量惊人。有些材料还用了王选的名字做广告，“中共红色特工，其女是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维权第一人，极具史料价值”。王选获悉后大吃一惊，她当即把网络截屏发给一位相熟的司法系统干部，对方说“这些档案都是真的”。
“我马上决定要追回这些父亲的档案。” 王选赶紧和网络卖家联系，“卖家告诉我，仅仅我父亲的档案就有十几袋，但有些已经分散在多个不同的卖家手中，还有些已经被买走。”
“一查我才知道，父亲的档案已经在网络上公开买卖超过一年，大部分集中在专门做旧书生意的孔夫子网”。卖家称，近年来个人档案成为收藏市场的新宠，成交量越来越大。
辗转多处高价买回
获悉档案被公开买卖的当天，王选就与卖家联系，卖家同意在其家中当面交易。这个卖家手中的王选父亲档案，都是民国时期的，包括司法任命状等，数量几十件。
“我没有暴露身份，他就向我介绍这些档案的内容，卖家对于民国时期上海司法系统的情况十分了解，对于各个官员的名字如数家珍，这让我十分惊讶。”
这个卖家在孔夫子网上的级别很高，在售的商品有几千件，除了王选父亲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官员的个人档案。“我问他这些档案是哪里来的，他告诉我他也是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对于档案流出的源头并不知情。”为了追回父亲档案，王选忙碌了整整两个星期，找到不同的卖家分三次花费数万元全部买回。
“最让我吃惊的是，其中有大量涉台通信，大多是我父亲以潜伏的身份与‘领导’的信件，总计共有四十多封，这些不仅有很珍贵的文献价值，还涉及历史机密，不应该流出。”
除了买回自己父亲的档案，王选还买下了一份著名律师韩学章的“文革”交代书。韩学章曾任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等职。王选说：“我觉得这类‘文革’交代书被挂到网上去卖，实在是不应该，希望韩学章的家人能来联系我，我愿意赠还。”
“如果不是这次我买下来，父亲的这些档案我们家人永远看不到，很多内容他从来没向家人讲过，因为有一些特殊历史时期他不愿提及的往事。”
王选询问浙江省档案局领导，“对方告诉我，这些档案肯定不是档案局流出的，应该是父亲工作单位的人事档案。法院对于案件档案管理很规范，但对于人事档案的管理可能存在漏洞。”
网站监管形同虚设
买卖档案的孔夫子网，是目前最大的旧书网购平台，其网页介绍，该网上有11434家书店，66347家书摊，超过七千万种图书。
记者联系了孔夫子网的相关负责人，对方回应称网站对于商品有审核规则，在“可以销售的范围”中明确写道：“个人或单位收藏的具有资料性和文物性的写本、抄本、档案、资料册等，没有违法违规内容的可以销售。”而涉政、涉密等违规图书资料的买卖是明令禁止的。网站有专门的书籍审核部门，在店主上传书籍信息后，工作人员会对书籍的内容、图片信息进行审核。一旦发现违规，则会将其驳回，不允许出售。对于个人档案买卖已有成交的，平台将于事后追究店主的责任，最高处罚是关闭书店。
然而，记者采访多位孔夫子网上的卖家，却获悉这些看起来严格规范的监管，实际上形同虚设，“从来没担心过这方面的问题”。
孔夫子旧书网审核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坦言，平时工作多以警告、暂停下单为主，“除此以外，我们也不能把店主怎么样”。部分店主会采用模糊信息、遮挡关键字、不填信息等方式逃避审核。作为平台，他们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难度较大的。“因为平台工作人员每天审核上万本书，工作中难免会有所疏漏。”
除了个人档案，孔夫子网上有争议的商品还包括名人书信、手稿等，有林语堂、胡适、郭沫若等大家的，也有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价格从几十元到数十万不等，其中一封“茅盾毛笔信札一页，手迹上有一些批阅痕迹”的商品，标价为20万元。
专家呼吁加强管理
荣宏君是一位名人书札收藏者，他透露，在旧城改造中，很多机关都处理文件，档案、书信因此流传到民间。2009年年初，他意外得到了周汝昌、臧克家、汤一介等诸多名人写给季羡林先生的100多封信函。荣宏君看到书信时也很震惊，为了防止信札流失，他从废品回收人员手里买下了书信，后来辗转还给了季羡林先生。
除了档案买卖，近年来，关于涉及隐私的名人书信买卖也是争议不断，中拍协秘书长李卫东强调，“信札一定要先行解决好其中的著作权和隐私权问题，否则不宜贸然拍卖。”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啸认为，从法律层面上讲，如果公开买卖的私人书信所有人去世，也没有近亲属在世，不会产生法律问题。程啸说，民事诉讼的前提是不告不理，即使有近亲属在世，但如没有提出侵权之诉，也不会形成纠纷。
（《新民晚报》8.22 程绩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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