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国西部行

    本文选自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于1911年出版的《变化中的中国人》。作者曾在20世纪初游历了中国。透过他对大量细节的具体描述，我们可以对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1910年初夏，我曾和美国驻厦门领事阿诺德（Arnold）先生一起，从太原出发，经过1200英里的长途跋涉到达成都。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了很少有白人去过的中国西部地区的情况。

    在三个星期的行程中，我们每隔三英里就会经过一座方形平顶的烽火台。如今，各个山头都架上了电线杆，废弃的烽火台上已经长出茂密的树苗。旅行者们走过的每一英里路都有纪念碑的陪伴，纪念碑上刻的字提醒人们要记住自己同胞所引以为荣的美德。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一样，很少依靠警察和军队来维持治安，从这些碑上的铭文人们可以了解到中国人是如何进行道德培养的。

    在京汉铁路线上，法国人向西修筑了一条支线，这样只需要半天时间就可以到达太原府了。山西矿产丰富，有一次，我站在离山脚500英尺远的地方向下看，清楚地发现在峡谷的一侧有7层被石灰岩隔开的矿脉。你可以看到从各个地方赶来的村民，在山腰上小心翼翼地挖洞，再爬进去把煤搬出来。在煤矿附近的地方，优质块煤的售价是75美分一吨，然而在100英里以外，同样的煤的价钱就要上涨7倍。

    在交通运输的带动下，太原也呈现出新的面貌，城里出现了各种新事物：电灯、碎石路、统一着装的道路清洁工、修有人工湖的公园、音乐台、博物馆，以及半周出版一次的报纸。但是从太原往南走了几天之后，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外国影响的痕迹了。我们感觉自己完全就像处在中世纪一样。这里，唯一的照明方法就是在盛着菜籽油的铁碗里点燃一根棉芯。窗户上糊着一层薄薄的纸。市场上没有银币流通，人们都携带着未经加工的银块进行交易，商人用自己的秤称量后做出判断来决定收取多少。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中国西北部地区由于滥砍滥伐造成的灾难更严重了。在太原府周围，以前曾经是郁郁葱葱的山林地区现在却布满了光秃秃的石头，土壤也很干燥。全省境内的山上或者山脚下，除了在寺庙周围有一些绿荫之外，人们是看不见树木的。

    骑着骡子走了两个晚上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古老的黄色西安府，作为西部的中心城市，西安拥有30万人口。经过坚固的三重城门，人们的面部特征也立刻变得不同，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到处可见具有希腊人那种高贵气质的面容，漂亮的小孩子也并不少见。

    和克伦威尔（Cromwell）处在同一时期的满族人统治了中国，在那些主要的城市里都有他们的部队驻守。那些所谓的“八旗子弟”都享有特权，他们吃着皇粮，世代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人们在西安看到的清朝军队中满是令人失望的景象，军营里墙壁坍塌，军人腐化、堕落，军纪败坏。在一个宽阔的训练场上，你可以看到骑马的人在跑道上驰骋，并向着靶子射箭，然而八旗部队的军人则一边喝酒一边观看。这些懒惰的八旗子弟完全就是一无是处的废人。在普通的20英里行军中就会累得体力不支。

    从兰州到四川的路上，我们放弃马车，改为乘坐轿子。我们走了12天崎岖的山路，沿途看到，人们过着贫困的生活，住在肮脏的小破屋里，每天都用鸦片麻痹着自己的神经，穿着褪色的蓝粗布衣服，让自己的妻女遭受缠足的摧残，让小孩子满身脏兮兮地赤足乱跑！他们从不讨论，不参与政治，也不留心世界上发生的伟大事件。他们的生活质量很低，每天都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回算计，总是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由于人们认为家里才是女人应该待的地方，所以女性每天都要待在昏暗的屋子里。

    和中国的很多事情一样，那些原来花费很多钱修建的道路总是得不到关注和维护。通常情况下，村庄四周，路面上的砖都不见了，最后我才发现原来村民把砖都挖走自己用了，用来建猪圈或者修菜园的墙。在中国人眼里，个人利益是具体而明确的，谋取个人利益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同情，但是公共利益却没有那么直观，所以一般情况下得不到公众认同。如果某人的邻居组织了一个戏班，每天晚上都在自家门前吹拉弹唱，喧闹不堪，别人也不会投诉和抗议，因为他们认为这完全是别人家的私事。

    （《变化中的中国人》电子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