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的晚节

    ■季羡林

    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另一个周作人》，作者傅国涌。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周作人和真实的周作人是有很大距离的。”傅国涌先生的意思是有“两个”周作人：一个是“五四”时期向着旧势力冲锋陷阵的勇猛的战士，一个则是在日寇侵华后成为日本的华北教育督办的大汉奸。我们现在一般知道的周作人是后者，是不真实的，只有前者真实。前者是“另一个周作人”。

    我对于这种提法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周作人的生命历程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五四”运动到1928年。在这个阶段中，周作人是最英勇的战士中的一员。第二阶段，自1928—1937年日寇正式入侵。在这一个阶段中，周作人回到了书斋。第三阶段就是日寇正式大举入侵后一直到1945年日寇垮台，周作人当了外来侵略者的大官，这一顶汉奸的帽子是他给自己戴上的。

    在这里，我忽然想到了汪精卫。他同周作人有十分相似的经历。年轻的汪精卫，一腔热血，到北京来想炸死摄政王，不幸失败被俘。他写了一首有名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可惜他没能如愿，被营救了出来。从那以后，汪精卫活跃在国民党的政坛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最终充当了日伪政权的主席。

    从周作人和汪精卫事件中，我想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的寿夭问题，一个是保持晚节的问题。在一般人的思想中，长寿是一件好事。但对极少数的人来说，长寿不但不是好事，而是天大的坏事。比如，如果周作人在“五四”运动中或者其后不久就死掉的话，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成为一个新文化的斗士。然而他偏偏长寿了，长寿到成为不齿于人类的大汉奸卖国贼。对周作人来说，长寿不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灾难吗？再比如汪精卫。如果他那“引刀成一快”的愿望得以实现的话，他将成为同岳飞等并列的民族英雄，流芳千古。然而他偏偏又长寿了，对汪精卫来说，长寿也成了一场灾难。

    谈到这里，就同第二个问题联结上了：保持晚节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一向非常重视晚节的问题。《战国策·秦策五》说：“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也。”中国还有“盖棺论定”的说法，意思是，人只要活着，不管年纪多大，就有变的可能。只有盖棺以后，才能对他论定。周作人和汪精卫晚节不保，没有盖棺，即可论定了。我们从这两个人身上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反面教员。

    （《真话能走多远》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