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曾有日本学者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此说或乃以讹传讹。30余年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可是，认真说来，成绩仅仅集中在敦煌出土的汉语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上，而对敦煌出土之众多“胡语”（非汉语）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国学者依然处于落后地位。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西方人的创造，但“丝绸之路”之所以成为“丝绸之路”，特别是这条道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方语言、宗教、艺术和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的重构，依据的是世界学人对敦煌出土之多语种文献及其丰富的石窟壁画、文物等实物载体的研究。例如，西方学者利用敦煌和吐鲁番出土文献，成功地解读了早已失传的古代吐火罗语、粟特语和于阗语文献。与此同时，对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和解读，构成了现代西夏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敦煌、吐鲁番、黑水城出土文献，世上就不会有吐火罗、粟特、于阗和西夏研究等一个个在东方学研究领域内大放异彩的学问。
令人遗憾的是，上述这些学术领域在中国学术界却都几成“绝学”。甚至我们今天还不得不忍受海外新清史学家们对中国同行的指责，说我们不懂满文，无法利用满文文献来做清史研究，看起来连满学在中国也即将成为“绝学”了。
一门学问的失落不外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社会认为这门学问不再有价值和意义；二是人们已经没有了承继这门学问的能力。现今于中国学界濒临断绝的这几门学问对于传承中国古代文明的重大意义自不待言，失去了它们，我们将失去理解和解释“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文明的权利和能力。
（《光明日报》7.14 沈卫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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