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八路军“特种兵”

    上世纪四十年代，一批知识青年凭着一腔热血，投身八路军，克服重重困难，在敌人的枪炮声中，绘制出一幅幅军事地图，为抗战以及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近日，年近九旬的测绘专家崔世芳，向人们讲述了自己早年参加八路军，从事我军早期军事地图测绘的经历。

    用高粱秆做笔杆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因为器材缺乏，技术力量也很薄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其前身是1940年10月太岳军区决死一纵队地图翻印小组）不但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制图任务，同时还培养了一批测绘人才。与此同时，制图科也在不断壮大，1945年10月，从抗大六分校选调了5名具有大学、中学学历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制图科工作，他们后来成为我国测绘事业的骨干力量。    

    战争年代地图的绘制和翻印工作，是在环境极其艰苦、条件十分简陋、时间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绘图用的小笔尖，解放区无法生产，要通过我党在大城市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冒着风险去购置，因此数量非常有限，每人只能发几个，大家都很爱惜，把这些笔看成手中的武器。新笔尖有的不好用，老同志就耐心地帮助年轻同志修磨，使笔尖达到书写流利、线条光滑均匀的程度。

    除了笔尖稀缺，解放区也没有笔杆，制图科的战士们就用高粱秆代替，长短粗细，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选好后，插上笔尖就能绘图了，高粱秆取之不尽，方便实用，很受同志们欢迎。

    用简易仪器绘草图

    制图科科长张国器曾为全科战士讲了一个例子：“抗日时，我们一支部队被敌人围困在一条河北岸的村子里，等待增援部队前去解救，增援部队赶到一看，被围困部队在河南岸的村子里，因河阻隔，延误了时间，被围困部队受到了损失。刘伯承发电报追查责任，原来是日本人绘制的地图有误。虽然没有追究制图人员的责任，但对制图人员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亲自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4个纵队，约13万人，从山东临濮集至张秋镇的300余里地段上强渡黄河，突破了国民党的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4个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刘邓首长来电勉励制图人员，军区为制图科荣立集体功，在冶陶的简易礼堂里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

    此后，刘邓大军挥师南下，开辟新的战场，由于没有制图机构随军，作战地图不能及时保障，因此，军区首长决定，制图科一分为二，抽调人员随军南下，担负部队作战的地图保障任务。最后，张惠民副科长带领19人随军南下。

    制图科原有45人，随刘邓大军南下有19人，又选调6位同志到18兵团工作，还有一部分回到原部队；于是，制图科只剩下了15人，无力完成华南地图的绘制任务。经军区首长批准，先后从北方大学和冀南军区妇女干部学校、军区军官教导团等单位抽调90余人。1947年底至1948年5月，华南地区1400多幅制图任务完成了大部分，剩余部分由后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在庄上村完成。

    手绘拼接全国大挂图

    1948年6月，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准备发起晋中战役，急需山西省汾阳、孝义、平遥、介休、祁县等14个县的1：5万的地形图，而且要求三天之内绘制完并印刷好送往前线。张国器紧急动员全体制图人员，将地图分割成小块，每人画一小块，然后拼接起来，突击一夜完成任务，送到石印厂印刷，按时将地图送往前线，保障部队作战急需。

    1948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了解和掌握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部署和指挥战略决战，急需全国大挂图，军委作战部将此项特急任务交给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

    崔世芳所在的制图科采取分工合作、流水作业的方法，经过3天3夜突击，完成了1：200万全国大型挂图108块图版的绘制任务，然后石印厂又奋战四昼夜，用三种颜色套印在36块漂白布上。最后在制图人员的指导下，由缝纫厂工人拼接缝成为整幅布质大型彩色挂图。军委领导对此图非常满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同志联名写信表扬制图科，并对制图科人员给予物质奖励。

    (《北京晚报》7.13 张联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