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宋庆龄当秘书的岁月

    1939年8月，宋庆龄的秘书廖梦醒从香港给柳无垢寄来一封信，介绍自己在香港参加了由宋庆龄组织与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并担任秘书后的工作情况。她说“保盟”现在紧缺一个负责打字、接电话、收发信件、管理账目等事务的支薪职员，希望柳无垢能前去工作。柳亚子得知此事后对爱女说：“既然是孙夫人召唤，别说香港了，就是美国、英国、法兰西，也得义无反顾地去！”

    宋庆龄犹如多了一条臂膀

    宋庆龄主持的“保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在国内，“保盟”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和募款，向海外报道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真实情况，呼吁国际友人和各地侨胞支持中国人民全民抗战。

    然而，这么一个组织，当时除了司库、保镖、保姆外，从事秘书工作的只有廖梦醒和爱泼斯坦两个人，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柳无垢的到来，宋庆龄犹如多了一条臂膀，轻松了不少。尤其是柳无垢杰出的英文写作与翻译才能，更使本来只擅长英文写作的宋庆龄如虎添翼，她把不少重要的英文交与柳无垢翻译，甚至还请柳无垢代笔。

    不过，柳无垢刚到宋庆龄身边工作时，她所明确的职责是打字与收发信件报刊。在那个敌特密布、敌我难辨的特殊而又严峻的年代，宋庆龄必须对所使用的每一个人加以百倍谨慎地留神与考验。

    显然，在香港“保盟”担任打字、收发信件的内部事务工作，对柳无垢来说，有种大材小用的感觉。然而，对于这位来自名牌大学、留过洋，但又在婚姻上受过挫折的单身才女，宋庆龄在生活上予以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这从柳无垢到达香港不久后的1939年12月5日写给父亲柳亚子的信中可以看出：

    “十一月份薪水已拿到。邓是糊涂的，老忘记。昨天她来时林在此，她第一句便问她‘你给了Miss lin薪水吗？’她老记得我的薪水。关于钱的问题，她最清楚不过。人常替她代买东西，她都回得清清楚楚。如果我同仙和她在一起，她便不准我们用钱的。事实上她并不有钱，而且一切费用都大。譬如她为捐款，得请客、送礼等等，都得用她自己的钱。因为在可能节省的范围内她亦极节省的。”

    柳无垢在香港的三年多时间里，和在上海家中的父亲柳亚子通了三十三封信。然而囿于保密需要，在信中她所提到的人名与相关事情，都用了代号和隐语。其中“林”为宋庆龄，仙”为廖梦醒，“邓”为邓文钊。

    “最最亲爱的阿姨”

    囿于当时特殊的形势及宋庆龄科学的用人之道，所以柳无垢刚到“保盟”工作时，宋庆龄除了在生活上对她十分关怀外，在工作上，还是非常谨慎的，从观察试用到渐渐地信任，再到完全信任与重用，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

    这从柳无垢1939年12月16日寄给她父母亲的家信中可以看出：“今天林来的，带我出去参观一个‘卖物会’，中间有‘跳蚤演戏’等玩意儿。她在此吃饭的。明天叫我去她那边吃饭呢。虽然，我又要用掉一些车钱。但她的盛情难却。并且我亦高兴同她在一起。她渐渐地信任我了。”

    同样，柳无垢对于宋庆龄，也是在经过了一段认识的过程后，对她高尚的人格与强烈的爱国情与事业心更加崇敬了。“林最近心情不大好，有一天来时时时叹气，一刻儿坐下来，一刻儿站起来，十分有心事，大概为了国家大事也…这一次同她妹妹（宋美龄）似乎相当接近，也许姐妹的感情，也许要用私人的感情来影响她的妹妹。总之，她是值得敬爱的，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为一般民众谋幸福。”

    此外，宋庆龄从礼仪风貌上体现出来的对待生活、对待工作、对待他人的真诚与热爱的态度，也多次在柳无垢致其父亲的信中有着有意无意的流露：“仙和人约了几点钟，常不但不迟到而且早到，林亦极准时的”“本来我也不要漂亮，但有时同林在一起，不能太‘穷相’，而最近她常常要拉我在一起”。“不一会便须动身去林处了。也许她又要替我敷上粉和胭脂口红等……”

    刚到香港“保盟”工作时，柳无垢是和大家一起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的，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在私下里开始改称宋庆龄为“阿姨”了，她在1951年12月4日写给宋庆龄的一封英文信中，就用上了“最最亲爱的阿姨”的称呼。

    （《名人传记》2016年第7期 汤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