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逃离北上广”“非转农”和“郊区化”等现象日渐盛行,似乎预示着“逆城市化”阶段的来临。果真如此吗?
“逆城市化”现象诞生于英国,其后波及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判断进入“逆城市化”阶段有几个关键指标。
第一,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在城市化水平达到75%左右时,才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我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尚不足55%。
第二,“逆城市化”参与人员的主体是大城市中的富人和中产阶级。
第三,“逆城市化”现象的广泛发生需要具备一系列外在支撑条件。如小汽车的普及,交通设施完备,城乡公共服务趋于均衡化。
第四,“逆城市化”过程中外迁人员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几乎都集中在大城市郊区或者周边中小城市。有别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较为普遍的人户分离现象,发达国家不存在城乡分治型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随“逆城市化”潮流外迁人员的生活和工作目的地在空间上是合一的,而且外迁人员的新职业仍然集中在二、三产业。
第五,“逆城市化”主体追求的目标是郊区或者周边中小城市优良的自然环境、宽敞的居住条件和闲适的生活方式。发达国家中的富人和中产阶级作为“逆城市化”主体,其从城市中心区或者大城市迁居郊区或者中小城市的主要目的并不尽然是无法承担大城市高昂的物价和激烈的就业竞争,而更多地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而主动选择迁往郊区和周边中小城市生活工作。
依据“逆城市化”内涵和主要衡量指标,不难判断我国尚未到“逆城市化”发展阶段。
(《改革》2016年第1期 曹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