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新进展

    遵义会议有“狭义”和“广义”之别

    关于遵义会议的界定，多数学者认为，遵义会议应该分为“狭义遵义会议”和“广义遵义会议”。“狭义遵义会议”指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召开的为期三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广义遵义会议”则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中共中央一系列会议的组合，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

    对八大决议被否定有新看法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八大决议轻易被否定的原委一直没有搞清楚。有学者认为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结论，但大会主题报告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大会议程中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因此，该结论在形成之初就未达成共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八大路线的认识存在分歧，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八大的政治报告，但是对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并不赞成。有学者认为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是胡乔木在决议最后修改时加上去的，并未征得毛泽东的同意，而正是这句话，为毛泽东后来所一再反对。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否定八大决议，除了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原因外，还有两个背景性因素要考虑，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还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二是1956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对合作化、对社会主义改造、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有“疑问”。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不再被忽略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甚至被忽略。近年来，学者们对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重新审视，逐渐作出了较多肯定的评价。

    有学者认为，这两年是“前进”的，但“前进”并不顺当，有曲折，有斗争。应理直气壮地如实肯定这两年。有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实现伟大转折，与党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理论准备密不可分。这两年的理论准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四人帮”的反动言行进行了驳斥，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确立了新的历史任务，探寻了历史前进新的方向、出发点和具体道路。有学者认为这两年处于基础地位的经济领域，已经开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子，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

    学者们充分肯定两年徘徊时期的对外开放。有学者认为这两年中共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并发展到利用外资，突破了对外引进的禁区，实现了对外引进政策的重大转折。有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启动，中外贸易团体往来频繁，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

    （《北京日报》6.27 王相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