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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是400年前去世，学者往往会将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相提并论。相同的是，两人都是歌颂情感与人性，试图冲破传统的束缚，但不同的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基本结束了4个世纪的时代，中国以王阳明、李贽等为代表的人文启蒙运动却并没能撼动同样长达几个世纪的理学的束缚。
屡遭贬斥
莎翁的喜剧让人热爱人生，悲剧则往往有能让人充满打碎旧世界的勇气。而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初看起来，却充满了虚空、轮回与荒诞，无非是才子佳人大团圆的喜剧，在理学宗法制度的压迫下，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打开了一扇人性之窗。然而，在作者心中，却有着清醒的意识——“姹紫嫣红开遍”之后，终究是“断井颓垣”。
莎翁的心态和戏剧，其实更类似盛唐的李白——那是平民通过科举考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时代，即便“行路难”，也会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那一天。但在宋代苏轼之后，中国士风已经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转向“人生如梦”的结局，而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同样也是黑暗铁屋中的一声叹息，直到五四之后的“呐喊”，中国人才有了“昏睡百年”之后的危机。
与莎士比亚出身平民、一生从事戏剧表演和创作不同的是，汤显祖的家世殷实、书香门第，而且“往来无白丁”。但这并未成为他创作的资源和素材，相反，却一生陷入官场是非、屡遭贬斥。
在张居正当政的时候，汤显祖不满张居正的自私和专断（张居正为了让儿子能中举，让弟弟弃考，以防止言官弹劾），不肯攀附权贵（拒绝张居正的堂会邀请），所以三次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而转为创作戏剧《紫箫记》，在众人口耳相传之际，便有传言说其中“四空和尚”点化宰相杜黄裳，是讽刺张居正的“酒色财气”一应俱全。以至于给他印书的怀德堂被查封，而演出《紫箫记》的宜黄庆和班，也被以查禁淫词艳曲为由遣散。
十年之后，看到张居正死后仍被抄家追籍，不胜唏嘘。少年的抱负换作了中年的放浪超脱，此时再将《紫箫记》上下部合璧，便将原作中柔媚婉转的洞箫，换成悲凉凄切的怨笛。霍小玉的故事，也已旧曲翻新，以钗易箫，改名为《紫钗记》。
施展抱负的机会
万历虽不喜汤显祖，但也要给舆论一个交代，要为忠臣落实政策，于是，汤显祖终于获得了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唯一一次机会，出任遂昌县令。这个县处于浙江西南山区，土地贫瘠，盗贼猖獗，连个学生上学的书院都没有。微服私访之后，汤显祖捐献自己的俸银，决定兴建书院。
春季劝农，冬季剿虎，修整城垣，抓捕盗贼，时间不长，汤显祖赢得了遂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被称为“汤公”。面对他在京城的故交、同僚项东鳌之子项天倪的胡作非为，汤显祖也毫不留情，在项东鳌归省之日，设计让项东鳌自行决断，将其子用石灰桶溺毙，扫除了这个当地的“害群之马”。
汤显祖接下来的“纵囚观灯”，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争议。唐太宗李世民曾将死囚释放归家，届时，“纵囚来归，皆赦之”。汤显祖决定效仿明君，让囚犯春节期间回家与家人团聚三天，其后又带囚犯在元宵之夜观灯，这原本是好意的善政，却被认作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
万历皇上派心腹曹公公前来遂昌收矿税了。在他看来，地方需要好官，但不需要名声盖过皇帝的好官，强行搜山，征集矿税，不只是为了金银，也是为了防止此地会有异变，而其他官员，也都打着慕名、学习、参观的名义，来遂昌打秋风。不胜其烦之后，汤显祖便有了“南柯一梦”之感，15年宦海沉浮，也该辞官谱曲，闲度晚年了吧。
可笑的是，在他辞官著书三年之后，吏部和都察院才以“浮躁”为由，正式给他一个罢职闲住的处分。长期贴近民众而远离朝堂，也使得汤显祖一直反对“拟古”派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他选择戏曲而不是诗文，也是认为其更能从民间白话、江湖传奇中获取活生生的生活和人情，他的“临川四梦”《还魂记》（又名《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的先后问世，也都为民间戏曲班子所推崇演绎。
情和欲的分离
汤显祖未能与莎士比亚一样影响整个国家甚至世界的文明进程，并非如个别学者所说，只是他个人热衷官场，心底只把戏曲当作小道所致。而在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及克伦威尔的改革均取得了公认的胜利，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新兴市民和商人的全面崛起，但汤显祖与李贽、王阳明等江南文人提出的人文启蒙，却并没有江南的市民经济遥相呼应，更没有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没有形成一个阶层的整体力量，相反，儒家理学的禁锢和小农经济的迟滞，使其无法向外张扬，而最终转向了内省式的佛道。
与莎士比亚对人性和欲望赤裸裸的颂扬不同的是，汤显祖一生称赞的是情，但对欲望，他却是一直在批判与嘲讽。然而，情和欲的分离，使得其作品、人物以及时代都陷入了治乱兴衰的宿命循环，而无法如同莎翁的剧作一般，冒险偷欢，从而打开新的一页。民族进程的差异与文明基因的不同，从而决定了各自创作的不同取向，以及对后世文明的影响。
(《北京晚报》6.24 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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