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高中老师的“死亡教育”课

    2007年的一节作文课上，重庆一所高中的语文老师章吏突然萌生“让学生给自己写葬词”的想法，这是章老师开发的“死亡教育”课。9年后，章吏凭此获邀参加了在湖南长沙举办的“全国生命教育论坛”，还被评为“全国生命教育大使”。

    迎来问题少年

    章吏所在的学校地处重庆北碚区偏僻的城乡结合地带，是当时重庆最大的封闭式寄宿制中学。从2001年起，为了寻求特色发展，学校开始探索“生命教育”。

    那段时间，中学生自残、跳楼、相约自杀穿越古代、殉情等悲剧并不鲜见。“孩子们懵懂又愚昧，根本不知道生命的可贵，反而觉得死是唯美的、浪漫的。如果没有学校教育的引导，很可能将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章吏开始焦虑不安。

    2007年，遵照教育政策，该校与外地学校“联合办学”。有个地级市，送过来一个30多名学生的班，成了问题学生的主要出处。上课时公开传递情书、打架斗殴频频发生。甚至有人还成立“同乡会”和“帮派”。有的“学生恶霸”逢人就笑着问：初中打过老师没？

    这种学生怎么教？30多岁的章吏一下子“老了一截”。

    下一剂猛药

    2007年的一天，章吏正在办公室备课。班长哭着跑进来，大声呼喊：“老师，她又用刀把自己的手划了！”

    教室里，文颖拿着削铅笔的小刀，当着同学的面把手腕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直流。文颖来自重庆丰都县，继父暴力、母亲不检，家不成家。她从初中开始谈恋爱，每一次感情受挫，就用刀在手上划一道口子，几年下来，手上全是白花花的疤痕。

    割腕事件后，章吏彻夜未眠。“一定要下猛药。”就像对久病不愈的患者，只有猛药才有希望去沉疴。“首先是搞好关系。”章吏决定多花时间和这批学生接触。

    于是，在章吏的课上，学生有不满的可以直言不讳；有时，章吏会带他们去参观大学、游览博物馆；节假日买些特产，每人分一点，学生也开心。

    有一次章吏巡寝发现学生在打牌，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坐下来说：“加我一个”。把钱全部赢到手后，又全部返还给学生。牌后，轻松聊天，不谈学习，只讲人生；有的学生买了山地车，章吏抢着要骑，经常摔跤。有的学生大笑，章吏就佯装生气，踢他一脚，这一来学生笑得更加厉害。“这证明他们接受了我。”怎样把这种情感的扭转更加升华一点呢？

    一次作文课，章吏抛出了一个作文题：在章吏墓前的讲话。“就当我死了，你们在我墓前，想说的话随便写。”

    几十分钟后，一篇篇墓志铭、祭文应运而生。连文颖也打起精神写了几百字。“一开始是完成任务，写着写着就感觉章老师好像真的离开了我们，回想一下觉得他对我还是挺好的。” 

    评讲的时候，学生读自己作品，一开始还哄堂大笑，慢慢念下来，就有人开始哽咽了，最后读不下去了，哭着要和老师拥抱：章老师，对不起，总是让您操心……

    学生写葬词，总要回忆老师的点滴，细节和动人的话开始多起来，并对死亡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从“死亡教育”到“感恩教育”

    章吏开始担心，光写葬词，学生很快就会乏味。中国人最难抗拒的，还是亲情。章吏继而想到了“感恩教育”。

    家访过后，章吏和家长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在班会课上，章吏设计了两个环节：家长把想对孩子说的话通过视频录下，放给孩子听；学生写有关亲情的作文给家长看，“死亡教育”开始过渡到“感恩教育”。

    08级4班的孔浩是众多留守儿童中的一名，从小由爷爷带大。有天上课，家人打电话给班主任，说爷爷病危了。孩子赶回去，拉着手，爷爷才闭气。在《祭祖父》一文中，他回忆了一个情节：

    “爸爸打工回来，爷爷拉着我说，喊爸爸啊！我半天都没喊，后来实在拗不过，就喊了一声叔叔。”

    班会上的家长和学生听到此处，纷纷抹泪。

    一位家长泪眼婆娑，对自己的孩子说，我也知道你到了逆反期，看了你的文章之后，觉得你还是善良的孩子。我文化不多，教育不来。不图你考上一个好大学，只希望你自食其力。学生听后，红着脸、咬着嘴唇，用力点头。

    如今，对于自残、自虐或者轻生的现象，学生多痛心、愤慨。该校一位曾经有过自残倾向的女生接受采访时说：连好好活着都不敢，会被人瞧不起。截至目前，受过章老师“死亡教育”课直接影响的学生已有200余人。从2013年以来，学校几乎没有出现过自残或轻生的行为。

    （《解放日报》6.18 陈凯姿 孔令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