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评论

    应对校园欺凌者依法追责

    5月11日晚上，上海学生鲍嘉在宿舍里遭到5名女生近4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目前，5名施暴女生已分别受到开除学籍、留校察看一年、记大过处分。从学校到打人的学生和其家长，都希望鲍嘉和她的父母能给予谅解，给孩子们一次机会。但是，鲍嘉的爸爸要求走司法途径，警方已经介入。

    这所学校对待校园欺凌的态度，充分暴露出学校对欺凌的恶劣性质缺乏足够认识，以所谓的“教书育人”对欺凌者包庇纵容，这是导致校园欺凌事件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要减少校园欺凌事件，当然最好的措施，是积极教育、预防，应该关注每个未成年学生的人格和身心健康。但欺凌事件发生后，只有严格依法对欺凌者追究法律责任，才能对学生进行法治和规则教育，对校园欺凌起到警戒作用。我国应该建立起处理校园欺凌事件的基本规范，司法的归司法，行政的归行政，教育的归教育。

    （《北京青年报》6.21 蒋理）

    申遗：何必在乎一种“说法”

    去年，中国又有了一个“申遗成功”的项目——土司遗址。土司遗址采用的是“打包申遗”的“战略战术”。这种方式在国外并不多见，中国之所以屡试不爽，是因为中国符合《世界遗产名录》要求的“项目多”。

    但是“搭车申遗”有利有弊，由于遗址不在同一个区域，各地的重视程度、经济能力以及文化认识也不一样，在后续的保护与开发上自然也会出现偏差。“申遗”与否，应该根据国情、市情、地情，予以综合考量和慎重选择。尤其是大体量的物质文化“申遗”，是需要大量资金来保护原态或修旧如旧的。

    当然，已经申遗成功，自然需要好好利用，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作为旅游资源。可是需要提醒的是，“旅游资源”也是一把双刃剑，首先需要处理好“申”与“护”的关系。说到底，申遗只是一项保护活动，一种程序，假如做得很好，保护与发展相得益彰，又何必在乎一种“说法”？

    （《光明日报》6.21 刘巽达）

    “地方叫车平台”勿悖市场逻辑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近20个城市上线了地方性叫车平台，它们的共同点是官方色彩浓厚，天生具备“合法性”。但是，多数地方投入都如泥牛入海，半数已处停滞状态。

    一方面，市场化的网络约车已先行抢得市场先机，迅速笼络了一批较为稳定的用户群体，并且获得了资本青睐，地位并不能在顷刻之间被后进者所替代。另一方面，地方性叫车平台的软件体验感差、服务费用高、叫车限制条件多、效率低下等，逐渐陷入乏人问津的困境并不出人意料。

    此外，由于网络约车市场空间非常大，目前尚没有成熟的盈利模式，各家都是处于烧钱圈地、培育用户阶段，不断融资也是为了继续投入。地方性叫车平台显然没有实力去对抗。

    执行力才是市场逻辑。地方政府应从网络约车市场抽身，坦然面对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颠覆和重构，积极拥抱新兴产业，而非用行政手段限制和对抗，才是顺应时代趋势的最好方案。

    （《法制晚报》6.20 江德斌）

    宜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信息

    近日，浙江省慈溪市出台相关办法规定，在当地，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人员，在其刑满释放后或者假释、缓刑期间，通过各相关单位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公开其个人信息，方便公众随时查询。

    公开信息的最大目的，在于防范悲剧的再次发生。有心理学研究表明，性侵儿童者再犯率为各类罪犯之首。虽然有观点认为犯罪分子服刑完毕后就应当享有普通人所应得的权利，但权利总是相对且有边界的。

    从长远考虑，如果浙江的探索能取得成功，有必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以法律或行政法规形式规范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信息公开机制。未成年人作为社会的未来，国家和社会有责任以更完善健全的制度让未成年人远离暗藏在其身边的威胁。

    （《法制日报》6.21 史洪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