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毕业证

    □贾平凹

　　没有典礼，没有仪式，班主任将一张白里套红的硬纸递给我，说：“你毕业了。”

　　我看着硬纸，上面写着：贾平娃，男，14岁，在我校学业期满，准予毕业。1967年8月。

　　眼下是1968年，领的却是1967年的毕业证，我毕的是什么业？即使推迟了一年，可我的数学仅仅只学到方程。

　　我当下就委屈地哭了。4年前，我到这里参加考试时，一走出考场，在大门外蹲着的父亲和小学老师一下子就把我抱起来，父亲是一早从40里外的邻县学校赶来的，他的严厉使我从小就害怕他。当下问起我的考试情况，得知一道算术题因紧张计算错了时，就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又问起作文，我嚅嚅呐呐复述了一遍，他的手又伸过来，但他没有打耳光，却将我的鼻涕那么一擦，骂了句：“好小子！”当我的成绩以第三名出现在考榜上时，一家人欢喜得放了鞭炮，而又从此得到了父亲为我特地买的一支钢笔。初入学的一年半里，我每个星期日的下午，背着米面，提着酸菜罐子到学校去，那里的沙石公路上，罐子被打碎过6次。我保留着6条罐子系带，梦想着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班主任把我送到校外。我是他的得意学生，每周一次作文，我总是做两次让他批改。他抚摸着我的头，从怀里掏出一本三年级的语文课本，说：“你带着这本书吧。你还有一本作文，就留在我这儿作个纪念吧。回去了，可不敢误了自己，多多地读些书最好。”

　　我走了好远，回过头，老师还站在那里，瞧见我看他，手又一次在头顶上摇起来。

　　从此，我成了一个小农民。我开始使用一本劳动手册。

　　清早，上工铃一响，就得赶紧起来。脸是不洗的，头发早剃光，再用不着梳理，偷偷从柜里抓出一把红薯干片儿装在口袋，就往大场上跑——队长在那里分配活。或者是套牛，或者去割草，天黑了，呼呼噜噜喝三碗糊糊饭，拿着手册去落工，一天的劳动报酬是7分5厘钱。

　　父亲夜里从学习班回来，一到村口，他就要摘下戴着黑帮字样的白袖标，天明走时，一出村就又戴上。他教了一辈子书，未经过什么大事，又怕又气，人瘦得失了形。每次出门，父亲都要亲亲我们。待去上工时，母亲要我们洗脸，不许一个个红肿着眼睛出去。

　　到了秋天，被开除公职的父亲带着浑身伤回来了，家里一切重担全都落在娘身上。我和弟弟曾跪在村后河湾处一座被拆除了的小庙旧址上叩着一个响头又一个响头。

　　家里什么都变卖了。那支上中学时买的钢笔，我却依然插在口袋里。村里人都嘲笑我，但我偏笔不离身：它标志着我是一个读过书识过字的人，是一个教师的儿子！每天夜里，我和父亲就坐在小油灯下，他说，我记，我们写着一份一份“翻案”状子。娘看着我，说：“平儿书没白念呢！”父亲就对我说：“吃瞎穿瞎不算可怜，肚里没文化，那就要算真可怜。你要调空读读书，不管日月多么艰难，咱这门里可不能出白丁啊！”

　　我记着父亲的话，读起父亲放在楼上的几大堆书来，每天中午收工回来，我就钻到楼上，铺一张席，躺着来看。楼上很热，开工铃响爬起来，那席上就出现一道湿湿的人字形汗痕。

　　受饥荒的时期，夜里不吃晚饭，父亲说：“睡吧，睡着就不饥了。”睡一会儿却都坐起来，就在那小油灯下，他拿一本书，我拿一本书，一直看到半夜。

　　我终于没有在那个困难时期沉沦下去，反倒使我更加懂事，过早地成熟了。如今还能搞点文学，我真还感激那些岁月的磨练。有人讲作家的“早年准备”和“先决条件”，对于我来说，就是受人白眼所赐予的天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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