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一为医患关系“点穴”

    从1965年进入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算起，胡大一从医51年。他在计划经济时代去过生产大队、工厂车间为病人服务；改革开放以后，他出国学习过先进的诊疗技术，最终成为知名的心血管医生。这样的经历，让胡大一对医学模式、医疗体制有深入的理解。胡大一说，他是医疗界的“内部人”。

    医患冲突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胡大一说，医患冲突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这几十年的医疗体制上。医疗被不恰当地推向市场后，当科主任、当医生，都要紧紧抓住创收。

    在我工作的医院，每周的中层干部、科主任例会，都在公布医院的运行情况，门诊量、床位使用率、中转率、空床率，每年的年会也一定要讨论经营指标。这是直接跟科里的经济收入挂钩的。医生的基本工资是固定的，但是奖金超过工资的很多倍。医院是靠从患者身上赚钱来增加经营收入、买设备、盖房子、发奖金的，这是公开的秘密。而且，你买大型设备，是要定期回收投入资金的。在这种大的情势下，过度医疗就成了大问题。从我们整个医疗体制来看，只有技术，没有服务。这种技术模式最终推动了少数医院对医疗资源的高度垄断，高度垄断的结果，就是把所有的医院绑架起来跟着他们走。你不走这样的路，你就活不了。医院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就医环境，结果变成了春运期间的火车站。

    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就诊时间非常短。问不清楚症状，直接就上台做CT，CT做完了做支架。从门诊到手术台，整个过程就像生产机器的流水线，人完全是生产线上的一个东西，没有情感。这个体制如果不改变的话，你看得越多，矛盾越激烈。

    此外，还有医疗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医疗信息都是讲坏消息。为什么呢？首先，是规避责任，咱们的法律有一段时间曾经是举证倒置——出了事，先问医生有没有责任，这种规定，只能让医生通过消极保护自己来应对。这还会导致过度医疗、过度检查。我既能规避责任，又有经济收入，何乐而不为？这种状况就把整个气氛破坏了，这样，医患关系怎么和谐？

    医患关系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胡大一说，在我工作的早期，医疗设备是落后的，药品是非常匮乏的，但是医疗体制的模式是最先进的。以北京为例，生产大队是合作医疗站，人员是赤脚医生，就是最简单的土法子；到公社卫生院，中专毕业的居多，但是每个医院都有两名北京二医（现首都医科大学）五年制的毕业生，可以做化验、筛查、胃镜等；到了县医院，可以照X光片了；然后北大医院、北医三院和协和医院，每个医院包一到两个县。地方有重大手术做不了的，大医院去人做。

    北大医院当时还有群防群治科，这个科室都是50多岁的护士，在一线跑不动了，就去上夜校，培养她们当医师。学完之后，她们到居委会，给老太太量血压，建立家庭病房，让病人长期保持稳定，不要住院。病人感激都感激不过来，哪儿会有医患矛盾啊！

    现在把医疗的基本属性搞错了。医疗“三个基本不能变”的东西都变掉了：一是医疗的价值体系不能变，工作上患者健康至上，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已经扭曲了；第二，医学的目的不能变，必须要预防为主；第三，医学的社会责任不能变。医疗服务不是办大医院，为了让干部、富人能看好病；医疗是让人人能看得起病，实现公平可及。我们在根本上变了，所以不仅是医疗体系的问题。

    对“医闹”进行“严打”，为何效果不是很好？

    胡大一说，这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越跑越远。绝大多数患者是忍耐、理性的，杀医这样的严重事件毕竟是有偶然性的。不能将个别人当作患者和公众的群体来理解。如果把极端案件发展成为两个群体对立，只能使医患冲突越来越激烈。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要在改革中解决。在头三十年我经历了非常美好的当医生的经历，现在环境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很多东西依然经典。但是要在新的形势下螺旋式前进，不是简单的重复。医改要强调继承，不论你去培养多少全科医生，如果你不改体制，他们永远不会下去，这些年的医疗体制已经改变了人们的观点和心态。

    （《中国新闻周刊》6.8 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