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伎小史

    中国音乐远在尧舜时就已存在。舜帝继位后，命他的大臣夔以音乐教育贵族子弟，于是音乐有了教化的功能。也由此，音乐与从乐人员有了区分，有的是为高高在上的庙堂之礼服务，有的只是美酒美食后的消遣。于是后来就有了伎。伎，初称女乐，也作妓、娼（倡），指的是擅长乐舞的女子。中国乐伎史相当漫长，超过三千年。最早的起源不可探考，但到了夏朝时，已经颇具系统规模。夏桀治国无方，养乐伎却不俗。彼时宫廷蓄养乐伎三万，每天清晨就开始阵势宏大的乐舞表演，声传十里。

    从宫廷走向民间

    夏商软罗香绮一路下来，到了春秋战国时，乐伎已成著名的糖衣炮弹。郑国因为紧挨着周王室，常常成为众矢之的——想要称霸中原的诸侯国必要攻打郑国。当晋楚争霸时，郑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成为两个大国争战的战场。于是郑国因“患晋楚之故”，想起来贿赂之术。若要同时对晋、楚两国进行拉拢腐蚀，很有难度，经过比较，选定了晋国作为目标，遂送给晋君兵车、乐师、乐器、舞女。想必是以“兵车”作为国事交往的幌子，而真正想送的是乐器、演奏的乐师和更富有杀伤力的美女，即意图通过鼓励晋国君主沉迷于乐舞享受来软化晋国斗志。

    秦始皇统一中国，女乐和城池都成了始皇帝的囊中之物。秦始皇每破一诸侯，便在咸阳仿造其宫室，并用“所得诸侯美人锺鼓，以充入之”，致使“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磬帷帐，妇女倡优”。

    汉朝除了乐伎队伍一下子兴旺起来，另一特色是乐伎从宫廷向下急速普及，使得家伎已经成了继宫伎以外的另一支乐伎中的生力军，家伎，顾名思义，是为富贵者家庭专有、以色艺侍家主的乐伎。同时，汉朝时，也产生了以卖艺为生的乐人。这些乐人不从属于固定的主人，而是听命于金钱的召唤，属于市井伎。

    皇帝几乎都是发烧友

    隋统一中国后，乐伎大盛。无论正史野史还是笔记小说中，乐伎的名称可谓繁多，常见有宫伎、家伎、官伎（营伎）、市井伎、私伎等。乐伎归属细分化的繁盛局面说明盛世太平，从皇帝到百姓都沉浸在歌舞的享受中。

    唐代的皇帝几乎个个都是乐舞发烧友，其中以太宗、玄宗、宣宗为突出，他们影响、带动了民间的乐舞普及，将中国的乐舞表演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唐高祖李渊虽声称自己不好乐，但却在建国伊始、国力匮乏时，计划举办大型演出，且不惜向民间妇女借五百多套衣裙。有此开端，也难怪其继任者们都大张旗鼓地好乐了。唐朝那几位好乐的皇帝，那可不是伪乐迷，而都是能作曲、会演奏的。如玄宗爱击鼓，用坏的鼓槌就不计其数。

    教坊走向衰落

    北宋末，兵患不断，为了体现与民共甘苦，朝廷废除了教坊这一专事宫廷娱乐的机构，遣散了大批宫伎，到南宋终了也未恢复。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南宋的皇帝就戒除了乐舞消遣，他们的变通方法是在大型表演时招用民间乐人。

    元明两代，乐艺、乐伎、教坊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元代仍由教坊司管理宫廷女乐，但教坊司同时管理全国的娼妓，向其征税。元以前，女伎还是以会乐艺为首要，以为客户提供乐艺服务为主。元代时，娼妓和女伎已经有所分化——娼妓逐渐滑向以鬻色代替卖艺。和唐宋的伎相比，元代的妓很多已无艺之才能，能唱曲子的已算佼佼者。

    明代的教坊就更堕落了。明代教坊所辖乐伎之乐艺不仅更为逊色，而且乐伎大多成了娼妓。朱元璋还公然在南京办了十六家“官营妓院”，赤裸裸地售色盈利。“靖难之变”后，为了惩治南京政权中的忠臣，朱棣竟将这些人的妻女发配到教坊以受残酷的性凌辱。教坊这一机构，从唐宋为宫廷乐舞享乐服务，到元代统管乐户、牟取妓院税收，再到明代竟然沦落到如此不堪，亦可见历代帝王的乐艺修养差异，社会风尚之变化。

    清初沿袭旧制，顺治帝时撤销宫内女乐，随着宫伎的消亡，乐伎更加式微。清初，陆续废止了宫伎制度和乐户制度，家伎亦渐消亡，使私伎泛滥。及近代，私伎多售色，更使乐舞渐隐，乐伎才艺之风情遂为世人所淡忘。

    (《北京晚报》6.1 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