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杆子李洪林

    □章诗依

    1947年，李洪林从国民党特务眼皮子底下脱身奔赴延安，在徒步千里之后，最后一站90里路，走得特别快，虽然冬季白天很短，但太阳还没落山就到了延安。到达心中的圣地，李洪林难掩喜悦，他用一首五言诗表达心情：朝发甘谷驿，暮见宝塔山，辗转三千里，毕竟到延安。

    斗转星移。六十余年后，李洪林在人生长途上已跋涉了无数个千里，作为体制内的笔杆子，他回首一生，认为自己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短暂光阴，才是自己作为笔杆子而不曾虚掷年华的岁月。

    1958年“大跃进”，李洪林也是坐在办公室里鼓气煽风的“理论家”之一。当时，他“最尖端”的作品，是1959年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文章的背景是，1958年，为了钢产量翻一番（从535万吨升为1070万吨），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光森林烧炭，砸了铁锅炼“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还叫农民“放开肚皮吃饭”。这是一篇很多年后让李洪林想起来就心中有愧的文章。

    不过李洪林很快就在现实面前睁开了眼睛。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由李洪林负责编辑的《思想界动态》刊登了一篇武汉华中工学院学生张治水的一封长信，此信全面批评了“三面红旗”。李洪林被指控为“配合”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向党进攻”。在经历了狂风暴雨般的批判后，他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了。“下放”期间，李洪林亲眼看到了农民怎样在人民公社里痛苦地煎熬。他执笔写作了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如实地把惨状都写出来了，不料报告却引发了上面的震怒。李洪林的思想从此彷徨。

    直到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李洪林做了题为《领袖与人民》的发言，提出“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的观点，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这次发言直接促成了张志新的被平反。他写作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一系列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李洪林晚年坦诚，自己的文集谈不上有什么“理论”，因为所谈都是常识，并无创见，只不过别人尚未说出来的时候，自己把它说出来罢了。

    也在这一时期，李洪林写下了他最有名的《读书无禁区》一文，而正是这篇文章，重温之下，让人倍感当年体制内笔杆子的流风余韵。

    1979年春天，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李洪林约稿。他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引起编委们的兴趣，决定以其做《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并将文章标题改为更有力的《读书无禁区》。

    这篇文章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读书无禁区”五个字，从此成为《读书》杂志的旗帜。在许多论坛上，《读书无禁区》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在“水木清华”的一个读书论坛上，有人在原文后留下这样的感言：“我把琴盖合上，此曲已成绝唱。”

    @腾讯大家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