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生真悲催

    相比今天吃穿不愁的考生，以前赶考的读书人普遍悲惨得多。

    每逢6月，高考总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尤其对于有考生的家庭来说，高考无疑是头等大事。为了让考生发挥出优异成绩，从家长到学校，再到考生自身，都在做着各样的准备，每个细节都一丝不苟。这也难怪，经历了十余年的寒窗苦读，高考不仅决定着考生能否进入大学校门，还寄托了家长以及社会的期待。单就这一点来说，高考的意义和古代科举没有分别。

    “头悬梁、锥刺股”不是传说

    提到科举，我们往往会想到“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的故事不是孤例。晚清曾中过状元、后来成为企业家的张謇，他的读书经历就堪称励志典范。张謇十六岁时参加过一次科考，排名一百开外，还被小伙伴们讽刺说：“假如有一千个人考试，录取其中的九百九十九个，那么不录的那个人也一定是你。”受到刺激的张謇，索性把“九百九十九”当成了座右铭，刻在了书桌、窗格和床板等各个角落。睡觉的时候，用两根竹棍夹住辫子，只要头动或者身子翻转，立刻就会醒。醒来看到“九百九十九”五个醒目大字，管他天亮还是天黑，立马就爬起来读书。而到了夏天，气候湿热蚊虫多，书桌底下的双脚被咬得到处是包。张謇另想“妙计”，准备了两只大坛子，把腿伸进坛子以避蚊虫。凭借着不怕吃苦的韧劲儿，张謇后来步步高中，最终金榜题名。

    对于大多数资质平平、家境一般的读书人来说，挑灯夜读乃是家常便饭，甚至到了“头悬梁、锥刺股”的自残式地步。尤其宋代以后，四书、五经都有了固定的版本，只要肯下工夫背诵，熟能生巧，结果总不至于太差。1904年考中最后一任探花的商衍鎏先生，曾回忆他的备考之路，就是每天不间断地温习旧书和背诵新书。稍有偷懒，便会遭到教书先生的责打。例如，板打掌心、戒方打头、藤条打屁股等。在体罚式教育还很普遍的当年，这些手段却也着实有效。

    作弊与反作弊的较量

    当时，考生进入考场前的点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是因为在点名的同时还要搜身检查，以防止考生作弊。在科举制度发展史上，作弊与反作弊的较量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清代尤其如此。至于作弊的手段，则有“怀挟”（挟带小抄）、“传递”（交头接耳）、“枪代”（代写代考）等名目。种类繁多，令人咋舌。所以，清代考生入场前的搜检之严也堪称历史之最。

    乾隆九年（1744）顺天乡试，乾隆帝为整顿舞弊之风，突然派出舒赫德等亲信，带领士兵对考场进行严查。而且挂出悬赏，搜出一个作弊者可奖励一两银子。这些平日涣散不堪的士兵，立刻变得特别卖力，不仅要求考生将衣服全都脱下，甚至连辫子、肛门等细微部位也不放过。经过一番突击检查，被发现有携带嫌疑的考生不计其数，戴枷示众的队伍排成了一大片。这对后边等候检查的考生来说无疑起到了震慑作用，有的将小抄丢弃路旁，有的则掉头溜走，大概因为将小抄写到了衣服、大腿等处，只能回去专门消掉。

    “号舍”人均不足2平方米

    当考生经历一番跋涉、进入贡院之后，真正的考试才算开始。清代乡试、会试都要持续数天，所以这段时间里，贡院就是考生临时的家。一般来说，考生号舍的标准是长4尺、宽3尺、高6尺，按照今天的单位换算,大概人均面积不到2平方米，而且吃住、写作一体，着实有些拥挤。每排号舍的尽头拐角，大都会建有公共茅厕。因为是随机分配，有些运气差的考生，指不定就会挨着公厕。尤其八月份举行的乡试，正值天气炎热，臭味难当，直把人熏得如毒似醉。若赶上雨水交加，茅厕浮物遍地散落，则更不敢设想。不过，倘若号舍有余，考生倒是可以申请调换，这也是给考生们的一项权利。

    号舍安排妥当之后，考生们往往会将自带的帘子挂起，以便遮挡阳光，防止雨淋。继而铺好被褥，等待吃饭和就寝，为第二天的考试养精蓄锐。至于食、宿条件，那简直苦了这些未来的国家栋梁们。有位考生曾描述说，“火腿之狭几如指，月饼之小几如钱”，虽然不无夸张，但也足见肉食、点心之苛刻。另外，负责供应考场饭菜的官员，克扣公款，损公肥己，不惜购买变质的猪肉、陈年的老米，直把这些士子们搞得肚痛难忍，叫苦不迭。

    而到了晚上，相邻号舍的考生不乏鼾声如雷者，直接影响了其他考生的睡眠质量。当然，分散考生注意力的远不止打呼这一项。清代嘉庆、道光以后，科场纪律已经渐渐呈现出废弛苗头，用信鸽传递考卷、沟通考场内外的现象屡禁不绝。试想一下，一只鸽子在你旁边进进出出，帮助隔壁老王把试卷送给场外的某个私塾先生，然而过一会儿又把答案送进来，谁还能够安心写字答题？

    清人笔记里曾提到，康熙、乾隆时期往往有八九十岁的高龄考生。乾隆三十五年（1770），参加江西乡试的生员李炜已经99岁，结果三场考下来还是没有中举。好在李先生有“年龄优势”，身体也着实硬朗，最终受到乾隆爷的格外开恩，一并赏了个举人头衔。

    (《北京青年报》6.2 鲁念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