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所经历的1979年的高考:全省录取率不到4%，我所在班级80%的同学是农村户口，一半考上了北大、清华和科大。而除我之外，参加高考的省地市招办主任的孩子竟无一人上大学”……
一
我的大学梦源于38年前的早春二月。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将入学，我所在的中学在大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震耳欲聋，4名考上大学的同学胸佩大红花，精神抖擞地站在高台上，接受学校的表彰和师生的夸赞。他们还不到我校应届高中毕业生总数的1%，却成了全校2000多名学生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初中生，我仿佛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和前进的榜样。
我在寒暑假再不东跑西窜了，而是自己找一个空无一人的教室，反复做习题。不用父母催促，没有补习班，也没有补课教师，更没有花冤枉钱，一个假期下来，一门不及格的课程就“补”上了。自己偷偷一盘算，照这样再努力两年，上大学还是很有希望的。
不料，新学期一到学校，我顿时傻了眼。班上涌进了一批家境贫寒、拼命读书的农村孩子。记得全班年龄最小的那位同学，来校时连被褥都没有，是班主任老师动员同学们四处找报纸和稻草铺在他的床上，才使他艰难地度过了寒冬。但一考试，这个身材瘦小、木讷寡言的同学立马就像变了一个人，成绩总是遥遥领先。就是这批农村同学，把我一下子从班上第二名挤到十名开外。更令我喘不过气来的是，他们决定提前一年参加高考!我不得不奋力追赶这支奔跑的队伍，期盼早日和他们一起实现自己的大学梦。
二
从1974年起，我的父亲开始担任地区教育局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主任。1977年前，父亲负责的招生工作完全是推荐工农兵学员之类的政治任务。恢复高考后，高校招生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敏感工作，父亲不仅经常通宵加班，而且每年高考录取期间都要被借调到省招生办公室“全封闭工作”一两个月。说实话，那时的高考实在单纯，不仅没有如今这么多花样的免试推荐和加分，而且全国统一试卷、全省统一录取分数线。
不过，当时也碰到过所谓“公平性”的问题。由于国家没有明文限制提前高考，后来居上的低年级同学似乎对应届毕业生形成了威胁。我所在的中学就有大概80名非毕业班同学想报名参加，这引发了部分应届毕业班同学和家长的担忧，他们向省招办反映了此事。省招办立即责成我父亲去了解情况。
几天后，父亲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提前高考的情况组织上已讨论过，形成了一个还算公平的解决方案。但无论如何，你必须放弃这次高考的机会。我问父亲:为什么?父亲说，作为招办负责人来处理此事，他的儿子就非避嫌不可。我无话可说，只是觉得委屈，一摔门就走了。
第二天，父亲到我所在中学来宣布组织意见:凡提前高考的同学必须办理提前毕业手续，在校学生不能违背“机会均等”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读生只能参加一次高考。最后，全校仅21人决定提前毕业后参加高考，应届生和往届生也都表示满意。
我却一直想不通，拒绝和父母谈话，一个人生着闷气。班主任老师来家访时对我说，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对你是不公平的，但你父亲决心很大，大家对他的做法也很服气。你不要再惹他生气了，不能参加正规的高考，去考科大少年班怎么样?
我知道科大少年班是一个举国瞩目的英才计划，一年在全国就招收20多个人。头一年，我们地区成绩最好的一位同学都没考上，我能有什么希望?
不料，父亲竟然同意了。他说，这的确是一场成功机会不大的考试，对你也不太公平，因为科大单独考试、改卷和录取，如果考不上少年班，你也不能像正常高考一样可以被其他大学录取，但你还不到15岁，今后的机会还很多。今年你去试一下，锻炼自己。明年起我退出招生工作，直到你能考上，行吗?父亲的话打动了我，我知道他的工作是十年浩劫后一个知识分子难得的机会，放弃招办工作对他不也是一种不公平吗?
接下来的日子异常煎熬，我迈向了通往科大少年班的“独木桥”。在通过高淘汰率的初审、复试和面试后，我考上了科大第三期少年班。接到录取通知后，我告诉母亲，先不要通知父亲。
三
几天后，还在省城招办参加全封闭招生的父亲托人叫我去一个招待所见他。他告诉我，今年的高校招生录取已全部结束，招办明天也要撤出。从母亲那里得知我考上科大少年班的消息，父亲非常高兴。他叮嘱我，高考是一件“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事，不要太得意忘形，刺激别人。省招办主任孙伯伯的儿子今年已是第二次高考，这次又是只差几分，落榜了。
孙伯伯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上海人，文革前的研究生，但大家都说他做事公正，没有架子。见到孙伯伯，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祝贺你。你给你父亲争了光，也给我们招办的子弟带了个好头。我们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其实并不想耽误自己的孩子，但有时不好兼顾啊。
37年过去了，我的父亲早已退休，但那年高考前后的点点滴滴令我们父子俩至今难以忘怀。孙伯伯任省招生办公室主任和省教委主任十多年，儿子却一直未能上成大学。
是的，这就是我所经历的1979年的高考:全省录取率不到4%，我所在班级80%的同学是农村户口，一半考上了北大、清华和科大。而除我之外，参加高考的省地市招办主任的孩子竟无一人上大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高考纪律也没有到三令五申的地步，但违法乱纪和徇私舞弊之事并不多。
(《文汇报》5.28索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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