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国外哲学社会科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使用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教科书，这是“社会科学补课”的需要，随之而来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技术主义”范式主导地位的确立。于是一段时间以来，那些舶来的技术名词成为一种时尚，熟练掌握这些词汇的人成为专家，在评价本国国情时不一定“接地气”，却品头评足，指点江山；更有甚者，言必称希腊。

    其实，哲学社会科学既有国界，也没有国界。说没有国界，是因为各种宏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需要在各国之间反复比较、借鉴，并寻找一些具有共同规律的东西；说有国界，是因为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物质条件、文明背景中，其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不尽相同，因而从世界上某些国家或某些区域得出的制度经验或基础理论，并不一定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制度的背后是价值观，模仿某种制度而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这个制度一定会运行不良。然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却处处蕴藏着一个“西方中心主义”假设：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是落后的，所以产生了一种心理优势——“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实际上，所谓落后，主要是指一国现有的理论储备滞后于本国生动活泼的发展实践，是理论解释不了本国实践的落后，不是相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落后。

    印度诗人泰戈尔1924年第一次访华时指出：你们拥有伟大的古代智慧，你们具有圆满的哲学思维，而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如果你们只是简单地模仿西方人，用西方的宇宙观、国家观、人生观来武装自己，有朝一日虽然你们以为自己独立了，但实际上你们是被征服了。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史景迁在《改变中国》一书中提出一个问题：从利玛窦以来西方使者为何在几百年内挟西方科技文明之优势向中国输出文化，却没有一个成功的？他作了如下回答：“西方人将技术援助作为意识形态输入的外包装，企图迫使中国一口吞下。中国拒绝的正是这一点，就在它的国力最衰微的时候，中国人也意识到，以外国的条件接收外国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一种屈服。”如今，“中国人现在则变得更加强大，他们确信，如果西方顾问继续来中国，他们必须严格地按照中国条件行事。通往目的之路将不再铺满他们不需要的价值观石块”。

    两位学者都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其实，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来自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表明，人类文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从古至今都需要对话，需要交流和交融，无论是“东学西渐”还是“西学东渐”都是如此。

    过去，东方的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影响了西方，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了阿拉伯世界和西方，16—18世纪中国哲学通过耶稣会士带回欧洲并影响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资本主义文明诞生以后，西方工业文明也影响了东方。

    实际上，通往全球化之路是一条各民族彼此学习借鉴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合作与欣赏则共赢，斗争与排斥则两败。

    （《学习时报》5.23 祝灵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