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近来，贵州大学校长郑强的言论受到不少网友推崇，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争议。他被称为“愤青教授”“最受大学生喜爱的校长”。喜欢他的人，认为他特立独行，勇于改革；不喜欢他的人，认为他哗众取宠，热衷炒作。

    什么是好校长？言人人殊。这几年，被媒体聚焦的好校长并不少，例如敢言校长朱清时，他在中科大时“不跟风，不盲从，按科学规律办事”，在南科大时更是锐意创新，鞠躬尽瘁。再例如，时任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被学生亲切地称为“根叔”。在担任校长期间，他鼓励学子要敢于质疑，有独立精神，在离任演说中还在反思：“在我们的课堂中，在对学生的潜移默化中，究竟给他们灌输了多少不实事求是的东西？”无论朱清时还是“根叔”，都受到舆论好评，他们渴望做事，也做成了事。 

    何谓好校长，确无标准答案。今天我们提起蔡元培，就想到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提到梅贻琦，就想起“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想到南开之父张伯苓，“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便浮上心头；想到竺可桢，就会想到他在艰难岁月里招贤纳才，誓将浙大变成东方剑桥……这些先贤都是名校长，他们有人格魅力，也精于业务，在主政大学时并没有做到十全十美，多在某一方面做到极致，且能取得丰硕成果，让今天的人赞叹不已。 

    这些校长都有教育家的特质，不是汲汲于名利的官僚；他们都有追求有抱负，也都在能力范围内做了事，留下了东西。这就够了。

    大学校长应该是教育家，只有懂教育的人才能当好校长。郑强受争议，客观上也有利于全社会一起探讨何谓好校长，如何当校长才能不辱使命、不负时代。如果多一些教育家校长，如果每位大学校长都能少些行政思维，多尊重学术自由，多培养出一些人才，我们的社会就会更有希望。

    （《京华时报》5.20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