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93岁高龄的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现身上海思南读书会,用英文吟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对这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一部中文全译本的译者而言,写诗和译诗,是毕生的事业,也是心灵栖息的方式。
爱上了莎士比亚
1936年,屠岸作别故乡常州,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初到上海的一个冬夜,冷极。少年屠岸辗转难眠,索性起身,直抒诗怀:“天上是孤独的月亮/我站在操场上/想那些衣不遮体的穷人……北风呼呼如狼似虎。”这首《北风》,成为诗人屠岸的起点。
借居上海姨母家,就读光华大学英文系的表兄的书籍,让屠岸的目光越过重洋,顿时开阔。“我经常看表兄的《英国文学史》《英国诗歌选》,最后反而是我爱上了莎士比亚。”
屠岸的诗歌启蒙,来自他的母亲。“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母亲就教我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诗评注读本》等等。当时,母亲总是先解释诗文的内容,再自己朗诵几遍,然后叫我跟着她吟诵。母亲教我的是‘常州吟诵’,2008年这种吟诵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这个‘非遗’的三位代表性传人之一。”
“直到今天,我仍喜欢吟诵着诗歌入睡,无论是中国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还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济慈,都是对我生命的慰藉与激励,让我倍感美好。”
“盗取”文化的火
莎翁十四行诗共154首,1609年在伦敦出版。上世纪30年代起,其十四行诗陆续被译介到中国,但直至1950年,屠岸所译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问世,才有了第一部中文全译单行本。
66年来,屠岸译本在时间的河流中不断被打磨,历经500余次的修改,积淀成为一部经典。他说:“对诗歌翻译的琢磨、改进,是无止境的。这是我一辈子的工作。”
译诗难,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更难。但翻译又是必须的。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说的,“诗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密表达方式。它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信仰着他们共同坚守的人类命运。”只有通过翻译,这种共同的信仰才能真正实现。
屠岸说:“诗歌在翻译中会失去一些东西,而优秀的翻译家则能把原本的东西尽可能地多保留一点。如果诗歌不能翻译,那么,中国人就不会知道莎士比亚,外国人也不会知道李白、杜甫。鲁迅称翻译家就是普罗米修斯,‘盗取’文化的火给不同语言的人们,以实现彼此之间的交流。”
用诗歌渡过磨难
1943年夏,屠岸到江苏吕城农村过暑假。流连乡野的一个多月里,50多首诗“喷薄而出”,他迎来了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白天我在田间、河边观察,与农民交谈,体验他们的情愫,咀嚼自己的感受;晚上我在豆灯光下、麻布帐里构思、默诵、书写、涂改,流着泪誊抄,有时通宵达旦。”
一个深夜,屠岸边写边情不自禁高声朗诵起来,念至“天地坛起火了”这句诗时,他激情饱满的声音,惊醒了睡在隔壁的沈大哥。恍惚中,沈大哥真的以为哪里着火了,急忙从房间里奔出来。待弄清事情原委后,沈大哥直呼他“诗呆子”。
诗歌,不仅让屠岸获得了沉醉与狂喜,更让他人生的磨难得到了悲怆的诗意支撑。“文革”时期,在干校劳动,他双手割着高粱,心中默诵诗歌,把切割动作和诗行节奏结合起来,一步步地往前。身体困顿于田地间,惟有心随着诗远行。
没有诗歌的民族灵魂是暗哑的
年过九旬的屠岸,精神矍铄,神态儒雅,笔耕不辍。屠岸爱诗,也希望自己的后辈懂得欣赏好诗。
对于诗意在中国大地上的栖居,屠岸始终关注。看到有人以创新之名,颠覆诗的形与神,他坚决反对:诗是要变的,但万变不能离其宗。诗的创新不能背离真善美这个根本,不能超越应有的底线。否则,诗就变到诗的反面去了;谈及女诗人余秀华的“横空出世”,他不吝赞美:一个脑瘫病人能坚持写诗,很不容易。她有诗智,很不简单。
谈及诗歌对一个民族精神成长的影响,屠岸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的精神,是很可悲的。诗歌不像政治、经济、军事那样,直接干预和改变人的现实命运,但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世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歌的声音,就会缺乏精神上的丰富和优雅,就不会百花盛开、生气勃勃。这个民族的灵魂将是喑哑的。”
(《解放日报》5.14 黄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