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鸟案”第二季的普法意义

    去年，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闫啸天，暑假期间和朋友王亚军一道，两次捕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共16只，用于倒卖牟利，因触犯刑律，被分别判处10年6个月和10年整有期徒刑。该案因二审消息披露被广为关注，又因二审法槌落下而偃旗息鼓，给社会上了一堂既生动又深刻的普法课。

    没想到的是，这桩争议颇大的案子并没有完全尘埃落定，如今又上演了“第二季”——闫啸天父亲闫爱民及王亚军父亲王不井，日前主动向新乡市检察院自首，称自己曾在该案中向辉县市（属新乡市代管）公检法办案人员及领导多次行贿，且提供了证据。

    两起案子，两种性质，但却明显具备某些因果关联。据悉，“掏鸟案”发生后，闫父和王父一共9次向辉县市公检法办案人员及其领导行贿；案件被媒体报道后，其中数笔“贿款”被退回，但仍有多笔“贿款”至今未退。

    如果行贿和受贿案情最终均告成立，闫、王二位把受贿者送进监狱或使其受到其他处分，那么此事也不过“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比例倒过来。显然，无论怎么看，“第二季”的结局都是悲剧，依然又是给当事人，甚至是我们上了一堂“普法课”。

    那些受贿（假如事实成立）的执法和司法官员们，可能从来就没认真想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其处境究竟有多难、多无奈。事情“办好了”，你们收；事情“没办好”甚至明知压根儿就办不好、就不该办，你们也敢收；即便事情业已“闹大了”，居然还有恃无恐“有所保留”。说到底，是执法者欠普法。

    （《新京报》5.12 朱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