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景岭，蒋军残部难民营

    第一次听说香港这个名字——调景岭，在我的想象中，无论怎么想，都是美的。它其实还有一个更美的、充满了诗意的名字——照镜岭或照镜环。这是一个山环水绕之地，三面环山，一面朝着大海。山，远看像月球上的环形山；海，浑圆如镜，平静无波。海水映照着环形的山岭，如同镜子照出来一样清晰。

    我最早知道调景岭，是一个从台湾回归故里的老人给我讲述的一段传奇。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而数十万来不及撤退的蒋军残部纷纷逃亡香港。这也是香港有史以来涌来的最大的一次难民潮。开始，这些流亡香港的蒋军残部被港英当局安置在摩星岭公民村。而在当时的香港，拥有不少偏激的也很有势力的左派力量，他们想把这些已经缴械的蒋军残部撵出香港，因此时常去摩星岭难民区挑起事端。终于在1950年，双方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场冲突，让港英当局最终做出决定，把十多万蒋军残部和他们的家眷迁往调景岭，集中安置。当时，港人都把这里叫吊颈岭。由于这个名字太不吉利了，很多难民都不愿意迁到那里去。港英当局从人性考虑，将这一地改称调景岭。调景，有调整景况之意。对于这样一群流亡者，谁又不想调整、改变自己的境况呢。

    从疍家人最早在这里落脚，到十多万难民在这里收容，调景岭都是香港最偏僻、最荒凉的土地，在香港新界自成一角。很长时间，这里都没有通向外部的公路和街道，唯一能够让他们走出去的，只有开往筲箕湾的小渡轮。这也许就是港英当局十分聪明的考虑，外面的人想要到这里来挑衅闹事不容易，而这些难民想要出去闹点儿事也不容易。

    难民营的生活非常艰苦，连疍家人的茅寮也没得住，住的都是用油纸沿山搭建简陋的A字棚。这些油纸棚很容易着火，曾发生过多次火灾。这十多万难民中，不乏达官贵人，也有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这是一群注定已经成为失败者的乱世英雄，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沦为了乞丐。

    给我讲述这段传奇的黎老先生，就是当年香港的一个丐王。听他说，在难民营里，不管你当过什么大官，也不管你是什么中将、少将，只要进了难民营，一切都扯平了。当一切既有的秩序和社会功能瘫痪之后，最干脆的方式，就是赤手空拳，一切全凭拳头和血说话。

    这些逐渐安顿下来的难民，心里也有各种各样的打算。至少在那时，还很少有人愿意一生一世就留在香港。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在自己逐渐安顿下来后，开始分期分批地批准部分难民赴台，并安排渡轮来接载他们。

    这些从香港被接到台湾的蒋军残部有好几万，黎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和他坐同一条船去台湾的，还有同是湖南老乡的马鹤凌一家人，其中就有他唯一的儿子、刚满一岁的马英九。显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一个在香港调景岭难民营诞生的婴儿，将在60年后成为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除了赴台的，出国的，还有数万国民党残部就留在了香港。记得我第一次走进这里，感觉像是走进了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当年那些落魄的却又年轻的、血气方刚的军人，一个个变成了七八十岁的老翁，但五十多年乡音不改。在这里，只有在这里，很少有人讲香港话，他们还讲着各个地方的方言土语。

    我找到了黎老先生当年的一个战友，他也是我的故乡人，故乡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他哼起了一首家乡的童谣，瘪着嘴。我眼睁睁地看着，担心他的假牙会掉下来。但掉下来的不是假牙，而是泪水。老人黯然道：“我现在死了一大半了，回不去了啊，我死了，他们也不会送我回去，你看这调景岭的荒山坡上，埋的都是孤魂野鬼啊。”

    这位老人说的是实情。我看见了荒野中那些孤零零的坟茔和歪歪斜斜的墓碑，也看见了他们的房子，从难民营里的油纸棚，到他们依山筑建的寮屋、板壁楼，这里的整个街区依旧是一个混乱、拥挤、肮脏的棚户区，几乎看不见一条像样的街道。怎么看，你都觉得这里像是一些随时都会搬走的临时建筑。而恰好相反，这些房子是半个多世纪来香港最顽固的房子。它们和自己的主人一样，以最顽强的方式坚持着。从倾斜的屋顶上，有树起的电视天线，也有摇曳着的国民党旗帜。可以说，他们是被国民党政权最终抛弃的人，这些人也基本上是难民中的最底层，但他们却顽固地保持着对一个旧政权的忠诚。对此，我真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

    我最近一次去香港，是2009年的深秋。现在，去调景岭的交通已经非常便捷了。山坡上没有了灌木丛林，也没有了坟墓，但见绿树成行，还有修剪得漂亮、整洁的花坛。当时凌乱、拥挤的棚户区、寮屋区被清拆一空。大街两边，只见一幢幢高楼大厦，按照人类的意志，在不断地往高里长，长得比山还高，比天还高。

    一个调景岭消逝了，另一个调景岭重新诞生了。

    （《港澳往事——繁华背后不得不说的秘密》当代中国出版社 陈启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