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牛
说到“巧官”,不由让人想起清代那个历三朝、相二帝、一路春风、福禄寿俱全的牛人——曹振镛。
曹振镛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考取进士,旋即得到重用。不久又升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到了道光朝,他再度高升,任武英殿大学士,成为道光帝的心腹宠臣,曾代理皇帝事务三个月。曹相上台后十分低调,只是闭嘴、磕头、旁观,等摸清了新主子的底牌,就循其思路,不慌不忙地跟出三张牌,一是照猫画虎装节约,二是借刀杀人揽大权,三是斩草除根绝后患,从而获得了道光帝的绝对信任。
其实,曹振镛的三张牌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手法,即上有政策,下有“顺策”。比如,道光帝为解国库亏空之急,决定从杜绝奢侈浪费入手。他首先以身作则,不做新衣,常常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上朝。曹相便照猫画虎,一是把没破的裤子也打了补丁穿着上朝;二是每天下朝后就跑到市场上,打听物价,了解行情,第二天一早不是给皇帝报送经济情报,就是提一两条有关厉行节约的建议。
宰相如此和自己保持高度一致,皇上自然满心欢喜,大事小情都找其商量。其他官员谁也不傻,竞相学习曹相的成功经验。结果,闹得京城破衣烂衫的价格一路飙升,品相好点的竟比新的还贵。有些穷官实在买不起,便自己动手,把好好的袍子弄旧,再让老婆在醒目处打块大补丁。好端端一项利国举措,就这样被弄得走了样,变了味。
中国人历来把坏官分为两类:贪官和庸官。而像曹振镛这类“巧官”似乎很难归类,他们既不像贪官那么贪得无厌,又不像庸官那么无能,整天价还忙忙叨叨的,只不过朝廷有了危难之事,他们绝不会像曾国藩一样赴汤蹈火、挺身而出,而是一门心思把上级作为“应对”对象。其实,曹振镛也不是不贪,只不过其“贪”不在钱财,而在权力,这种“贪”更隐蔽,危害也更大。
比如,阮元是唯一同曹振镛资历相当的三朝元老,不但人品、文才俱佳,且政绩卓然。在浙江巡抚、两广和云贵总督任上建树颇丰,朝野无不折服。这对曹相无疑是个不小的威胁。于是,当道光帝问起对阮元的看法时,曹振镛先是好话说尽,然后话锋一转,大谈阮元吟诗、论文、作画、弹琴很有一套,“光诗文集就出版了好多种”,“一时洛阳纸贵”云云……果然道光帝脸色由晴转阴,恨恨地说:“要是做诗能把国家做好,那我天天做诗!”时隔不久,便一纸调令把阮元召回京城,安排了个不咸不淡之职,直至告老退休。
贪官、庸官相对容易暴露,而“巧官”隐蔽性强、技术含量高,识别起来就比较难。何况,他们还善于作秀,上上下下都容易被蒙蔽。但凡哪个地方和单位曹振镛们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阮元们本事再大、能力再强,也难以施展,甚至被逆淘汰。因此,对曹振镛这类“巧官”,务必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他们把水搅浑。
(《北京日报》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