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纪录片让故宫文物修复师成“网红”;漆器组、木器组师傅讲述传承故事。
明年就要退休了,史连仓也算不清自己一共修复过多少件木器文物,但是在他之后还会有一代代年轻人“进宫”,将延续数百年的“木匠活儿”传下去,恢复更多文物的本来面貌。
青铜、钟表、木器、漆器、织绣、书画、百宝镶嵌……这些古老技艺,随着一部近日热播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而为人熟知,史连仓、屈峰、闵俊嵘等人也各自有了“粉丝”。
毕业“入宫”拜师傅
4月15日,北京故宫西三所,文保科技部漆器组工作室内,闵俊嵘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条约两厘米宽的砂纸,有节奏地摩擦一件金漆彩绘瑟的漆皮。他的眼神专注于砂纸和古瑟漆面的摩擦处,身边的空气随之安静。
在故宫里的时光已有12年了。2004年,闵俊嵘从清华工艺美院漆艺专业毕业,进入了专业对口的故宫文保科技部漆器组,按着当年“一对一”的师徒制,成为老师傅张克学的徒弟。漆器组只有他和师傅以及师兄三人,那时他对故宫了解不多,带着读书时打下的漆器工艺底子,开始给师傅打下手。
第一件经手的文物是能奏响中和韶乐的、一组编钟编磬的漆器架,“第一次很紧张”,闵俊嵘记得,不似老师傅干活轻快,心情很忐忑。
就这样,从除尘起步,闵俊嵘在修复不同的漆器文物中,一一掌握了漆皮加固、灰胎补全、贴金箔、罩漆等手艺。“用什么浓度的胶,选什么样的填充材料”,在师傅“手把手”的言传身教中,闵俊嵘逐渐领会着文物修复“最小干预,有效保护”的原则。比如罩在金箔上的漆,太深会和颜色不统一,浅了又没有效果……这些经验随着12年来经手的100多件漆器,逐步累积。
现在的闵俊嵘已是漆器组组长,去年带着同事们修复了一件破损严重的金漆彩绘瑟,成果在故宫神武门的“文物修复技艺展”上展出。这件面板破损开裂、色彩斑驳,构件也有所缺失的瑟,最终以光鲜亮丽的“原貌”躺在展柜里。闵俊嵘说,既然是修复技艺展,就要选择一个破损严重的修好,这样视觉对比才最明显。
更多的时候修复工作会缓缓来,“没有工作量的要求”,他说,院里和部门只要求在状态,而文物修复也是平缓了好。他会将一天中最好的精力用于修文物,现在工作间里除了那件瑟,还摆着一件雕漆乾隆御稿箱。
工匠与创作的反差
木器组组长屈峰与闵俊嵘同岁,2006年“入宫”的他,技能“进阶”的方式更体现在观念上。
雕塑专业出身,屈峰总有些对创作的追求。毕业“入宫”,屈峰抱着一些幻想,“一年才招八个人,费了好大功夫才进来”,他觉得,在故宫修文物能接手大量的古代艺术精品,从而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
时间久了就有些迷茫,文物修复不同于创作,讲究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已经读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的屈峰,有时觉得自己就是个木匠。
“最初我爸听说我在故宫上班,以为是卖票的”,屈峰曾带着父亲参观过自己的工作间,老人感慨说,“怎么来了这个地方,还是做木匠!”屈峰的父亲就是个木匠,“但我是木匠里专门修文物的”,屈峰觉得,虽是木匠的手艺,但理念还是不同。他有时会觉得压抑,木匠、创作、修文物三种元素交织在自己身上,屈峰觉得自己是个穿越的“双面人”,白天是还原,“心里琢磨怎么修旧如旧,在方式方法上创造,是不是能更快更直接”;到了晚上就是创作,创作属于自己的艺术品。
在西三所木器组的工作间里,也有屈峰的创作品,比如胖墩墩的苏轼——他觉得苏轼爱吃肉,不可能是传统意象中的瘦子;还有痞兮兮的王小波……甚至院子里有棵树断了,他也琢磨了下,寻觅了个故宫里石头龙头的复制品,顶在断了的树干上,“搞个造型!”
屈峰还生活在另一个矛盾中——当年一起毕业的同学大多混得不错,有做当代艺术出名的;有人从事城市雕塑工程,也赚了不少钱,别墅都买了两套。屈峰却住在北五环和北六环之间,每天早上6时起床,先坐公交车倒地铁五号线,东四出站再换公交,来回要3个小时,每个月要还7000元房贷。
回老家时总会有人问:“能不能拿故宫的木料给做个串珠?”修复时用的是清宫留下的老料,“要核算了重量跟办公室一起去库房选,再称重”,屈峰说,“多余的还得送回去呢”。
不觉岁月长
热闹喧嚣、游人爆满的故宫对于他们来说,绝大多数时间是安静清冷的西三所,包括播放火爆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大。“不上网怎么知道红了?”闵俊嵘至今没上过B站看弹幕,说还有同事不用微信;屈峰工作时也不怎么看手机,下班回家了刷刷朋友圈。
西三所的修复师们在各自的工作间中,日复一日地接手文物,研究,修复。“就是跟古人对话”,闵俊嵘以雕漆工艺的乾隆御稿箱举例,云缺了一块,就得琢磨古代的匠人们是怎么绘制的,用的什么材料,色彩控制如何,金又是怎么贴上去的,甚至还得揣测古人造这件器物时的精神状态。他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这个地方太好了!”因为故宫库房内藏的1.7万多件明清漆器,数量最多、品质最好,再加上古建筑的内檐装修,于他们是学习不尽的财富。
他在其中寻求一种道,“匠人精神有两个含义”,一是对技艺的追逐,二是追求完美和极致的精神。就像庖丁解牛一般,“庖丁说,我的刀在解牛时是没有厚度的”,闵俊嵘认为,这意味着工匠需要关注的不仅是技术,而是如何游刃有余地享受这个过程,这是从技术到精神层面的追求。放在文物修复中,意味着不能单纯将其视作器物,“比如乾隆御稿箱,从开始制作时就会提出各种具体要求”,闵俊嵘说,其中包括技艺,也包括审美。
在故宫修了12年文物,他也遭遇过房子、车子、生存等生存问题,“我没有觉得压力很大”,只是把心态放平和,慢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他的慢慢来,“现在都解决了”。
“慢慢来”,也是当年老师傅们留给屈峰的话,如今他也逐渐体会到了故宫木质文物中“更高层”的韵味。比如一条龙,屈峰说,这些韵味隐藏在龙的姿态设计和雕刻的每一道流畅的线上。如果刻一道线没有用心体会,就是照猫画虎,没有生气;体会到这道线的起承转合轨迹中的力量和律动的变化,才能体会背后的意趣。
自称“双面人”的屈峰,除了在宫里做木匠外,业余时间会参加艺术展,搞点艺术家式的创作。在反差中他有所领悟,“刚来时觉得工匠的美是小美,艺术是大美”,现在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两个结合起来,“最美”。他理解的工匠精神需要限定,“踏踏实实做事情追求极致是好的”,但要避免工匠精神可能会带来死板,“如果你有工匠的精神,有艺术家的创作,发展更好。”
闵俊嵘觉得师徒制有种约束力,“必须对徒弟负责啊”,还得接受考核。如果仅仅是同事,就是互相切磋与合作了。相比而言,人倒不是太重要的问题,“招人比片子(《我在故宫修文物》)还火”,闵俊嵘说,故宫今年预计招一两百个人,报名者达到了两万多人。
但漆器组过去十多年也只是增加了5个人,“我们招人的时候特别严格,也会讲清楚要求”,闵俊嵘说,这就是双向选择,应聘者也会考虑经济、工作习惯等方面的问题。来了的人就没有走的,所以他觉得,“留下的都是有缘分的”。
(《新京报》4.21 黄颖 郭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