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诬告被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央纪委曾公布，2012年29551名党员干部被错告诬告。2015年，广东为10766名党员干部澄清是非，四川为5425名党员干部澄清是非，仅两省就达到了2012年的一半多。
“今年是地方换届之年，参照往年换届的情况，诬告陷害的不会少。”一名纪委干部告诉记者，不提拔不表彰，都没事，一公示要提拔表彰，啥举报都来了，有正常的、也有诬告陷害。
有人说，诬告是反腐高压下的“浑水摸鱼”。无中生有的诬告陷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分散反腐败的精力，会干扰反腐败斗争的方向，伤害清正廉洁的干部，乃至给一地政治生态带来一系列不利的影响。
李元原来在一个县任县委书记，颇具改革意识，一些做法得到了舆论的认可。但正因为如此，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就开始到处写信，上级党委虽然澄清过，但告状者只是稍微消停了下。“现在看到反腐力度大了，又开始四处诬告。”
他为自己辩解称：“即便是一般干部，告状的多了，也至少会留下个不会处事、不团结同事的印象，更何况我是当地一把手。老是这么多告状的，即便没有问题，也会让上级认为我驾驭能力不行。”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诬告陷害对干部干事创业热情的影响，看似悄无声息，却很直接。
诬告陷害之风盛行，会牵扯纪检系统大量的人力、物力，误导反腐败斗争的方向。某地市纪检干部张林告诉记者，他所在纪委本来就满负荷运行，去年不得不抽调五个人专门来处理这些诬告：“你说一个事情有，很简单，只要查出来一点就行了。但要说一个事情没有，就必须调查更全面。”张林告诉记者。
“一些诬告者利用网民的非理性很容易对我们工作形成舆论压力。即使最后查明事实并非如诬告者所说那样，大部分网民也不会相信，反而认为我们是官官相护。”一名地市纪委干部告诉记者。
记者梳理了近年来发生的十余起诬告案例，发现只有1人因诬告陷害罪获刑，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剩余的并没被追究责任。可以看出，相比诬告者造成的恶果，其付出的“代价”太小。
（《廉政瞭望》2016年第7期 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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