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本身就是问题

　　2011年9月，警察祝江因车祸而高位截瘫，此后他逐渐丧失生存意愿，又因自己行动不便而无法自杀，无奈之下，他网上雇凶杀害自己。被杀手捅了十几刀后，他的求生本能又促使喊出“呼救”。不幸的是，命虽保住了，他却成了植物人。因无法安乐死引发的悲剧还有很多。令人唏嘘的悲剧，让不少人呼吁为“安乐死”立法，让身处绝境中的人们有选择的自由。

　　呼吁安乐死合法化者的理由大致有两种视角：法律上，每个人具有生命权，其中也包含死亡权。而死亡权可以理解为“有尊严地死去”；伦理上，濒临死亡的患者所受病痛的摧残，不仅是对患者本人的折磨，更是对其亲属的折磨，故安乐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伦理要求。

　　安乐死合法化之所以未能普遍，除了死亡话题过于沉重、法律理应慎重对待，还存在一些具体的顾虑。

　　从科学角度看，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只能是身患绝症，生命垂危，毫无治愈可能的患者。那么，如何界定患者病情是否真的毫无扭转可能？恐怕目前的医疗技术仍无法给出明确答案。如果仅仅以病人的痛苦为理由，过早地限制或剥夺治疗，就意味着剥夺他们可能生存的机会。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出发点是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但不可否认的是，面对生死这样的重大问题，很少有人能够做出可靠、稳定且明智的选择。

　　在死亡面前，个人意愿的不稳定，也使得安乐死的合法化面临严重的道德和法律风险。2004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对7000起荷兰出现的安乐死死亡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在这些案例中不少医生和亲属联手操纵老年人和病人。

　　如果这些情况无法避免，当我们试图用安乐死结束一些痛苦之时，新的痛苦又可能随之产生。安乐死并不是人们面对一些病痛困境时的理想解决方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工人日报》4.16 叶竹盛 林丹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