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护栏问题，是急救观问题

    近日，陕西榆林市米脂县一商场附近，一位孕妇头颈意外卡在交通防护栏中。现场视频显示，多名男性试图掰开交通防护栏，但未将防护栏掰开更大间隙。施救未果后孕妇当场死亡，她肚子里的双胞胎也同时死亡。悲剧发生，原因应该探究。

    根据测量，事发护栏较大缝隙宽度为17厘米左右，较小缝隙宽度为7厘米左右，确有可能伤害到人的头颈部。不过，护栏标准仅仅是表面性的东西。此次孕妇死亡，最大的原因是颈部受到压迫，心脏供向大脑的血液减少，晕倒后，仍然持续受压，最终致命。

    解除受压状态很简单，脖子毕竟较软，只要一人抬头，一人抬腿，可以慢慢退出来。实际上，120急救人员和公安赶到后将女子头部扶起。“现在卡住女子的栏杆还是完好无损。”这就表明，根本不需要破除护栏，就可以直接施救。但遗憾的是，没有人这么做。

    抢救成功率不到3%

    为什么不直接采用一人抬头一人抬脚的方式施救？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另一个东西说起，AED。

    AED，中文名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它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电击除颤，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的医疗设备。

    去年3月，微博名为“唐神医”的中国人在美国公园遇到老太太晕倒，经他初步判断，患者颈动脉已无搏动，呼吸也已停止。他在实施胸外按压约10分钟后，就有人拿来AED除颤，患者慢慢恢复呼吸。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就在公众场所安置AED，要求在10分钟内即可获得自动体外除颤器，并训练普通民众最快地进行现场除颤。在日本，东京的地铁站和电车站都配备了AED，日本社会积极普及AED的使用方法，一般人在考取驾驶执照时，都必须学习使用AED。迄今为止，台湾的AED安装总数约4000台，每十万人约17.4台。

    配备AED的结果是，美国每年约有40万心脏骤停的患者，抢救成功率约为10%，个别大城市成功率能达到30%。反观中国，目前中国的心源性猝死的总死亡人数每年约有50多万，居全球之首，猝死新闻频频见诸报端。但在大城市中，抢救成功率还不到3%，在落后地区，成功率更低。

    这里面，有设备配备不足的问题。目前AED在我国的普及率非常低，仅有北京首都机场、上海一些地铁车站和极少数奥运体育场馆，以及杭州、大连的一些公共场所配备了AED。

    破除落后的急救观  

    设备配备的问题，只是原因之一。

    AED设备并不贵，对城市财政没有任何压力，但即便配备了AED，普通民众不会使用，也形同虚设，这就会反过来削弱配备AED的动力。所以，阻碍AED普及使用的，有技能培训的问题，也与急救观念有关。

    在理念上，AED提倡的是由现场目击者最早进行有效急救。然而，上海一项针对12000名市民的调查显示，面临突发情况需要急救时，74%的人选择报警，18.4%的人选择大声呼救，96.3%的人完全寄希望于医生。现实是，中国大城市急救体系反应速度均超过10分钟，其中，广州和北京都是12分钟，上海是11分钟。而心脏一旦停止之后，大脑皮层细胞维持生存的时间只有4分钟，超过4分钟之后，大脑皮层细胞开始不可逆死亡，如果超过10分钟，一个猝死的病人没有得到现场早期抢救的话，就有可能处于脑死亡状态，这样挽救希望非常小。

    在此次悲剧事件报道中，一名急救医生说，脖子被卡入护栏的情况十分罕见，不建议路人施救，事情发生后应该尽快拨打120，请专业医生到现场，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措施。

    有这样一个故事，虽不见得真实，但其中揭示的道理却非常明显。两个人在森林中遇到意外，一人心脏骤停，另一人实施体外心脏复苏无效后，用小刀开胸直接按摩成功。有人质疑这个人不懂常识，野外开胸很容易感染。那人是这样回答的：只有活着才会被感染。

    急救中的法律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中，“因为不敢随意触碰女子，很多人都去掰栏杆。”向两边掰开栏杆，不碰触孕妇的身体，是一种不可能产生次生危害的行为，路人下意识地采取这种方式来施救，是因为这种方式不会担责。这种行为方式反映了急救中的法律问题。

    美国50个州都通过法律规定，施救者合理的施救行为如果造成被施救者伤残甚至死亡，可免于刑事责任。

    法律的影响有时候比想象中还要直接。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就因为公众现场实施AED除颤救治的法律问题未能解决，最终放弃在世博园区内设置AED。在世博会期间，发生了10多例猝死病人未能及时救治。而在日本上届爱知世博会期间，曾发生5例猝死，成功救活4例。

    所以，此次孕妇死亡，除了护栏标准外，更深远的问题是，培训、观念、法律上的障碍阻碍了人们施救以及正确施救。而对于心脏骤停，这些障碍所造成的损失则更大。

    （腾讯大家 3.31 刘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