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学大家陶诗言

    对大多数人来说，陶诗言这个名字非常陌生，而在气象学界，他却赫赫有名。他是上世纪40年代中央大学首个气象专业的学生之一，后来成为南京北极阁的气象研究所成员。1949年，他和气象研究所的其他研究人员一起，留在大陆，由此开启了新中国的气象研究。

    1949年北极阁气象所没有一人去台湾

    1919年8月，陶诗言诞生于浙江省嘉兴县一个教师家庭。1938年，19岁的陶诗言只身到重庆，考入中央大学水利系，1939年，转到了地理系气象专业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气象研究所搬回南京北极阁。1947年1月，赵九章任所长，陶诗言是助理研究员。

    解放前夕，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接到了国民政府下达的命令：全所迁往台湾。在所长赵九章的领导下，气象研究所的所有人员一个都没有迁往台湾，陶诗言还将气象研究所宝贵资料和图书完好无缺地运抵上海。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部队急需提供气象上的保障。这种形势下，中央军委气象局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合作的“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简称“联心”）于1950年12月正式成立。  

    从瑞典回国的顾震潮与陶诗言分别被任命为“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的主任和副主任。

    精确天气预测助“武汉保卫战”胜利

    在“联心”工作时，由于基础薄弱，气象资料缺乏，我国的天气预报工作准确率还很差。陶诗言意识到，虽然自己一直在研读国外最前沿的理论，但中国的天气有自己的特点，不能把国外的一些预报方法完全照搬使用，必须做开创性的工作，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为了亲身实践总结经验，陶诗言与顾震潮在刻苦钻研的同时，不仅为“联心”建立了完整的规章制度，还担当起天气预报员的工作。为此，陶诗言和顾震潮每天往返通信室、预报室和会商室之间，预报天气。虽然工作量大，但在他们的努力下，不仅预报天气的水平一天天提高，还在不断总结中，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天气预报方法。

    1954年7月，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让武汉处在最危险的地位。8月，洪水水位上升到29.73米，比1931年的最高水位高出1.45米，而且这个水位持续6天。如果水势继续恶化，就要采取荆江分洪的办法，以保护工业重镇武汉。但这将会让大片农田和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如不分洪，很可能会造成长江决堤，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时，天气预报无疑至关重要，但同时也必然承担着风险。当时谁也不敢贸然作出预报。关键时刻，陶诗言果断地判定说：“洪水即将终止，长江水位不会再涨了！”8月18日，暴雨果然停止了，工业重镇武汉成功脱险。

    陶诗言果断正确的预报，让著名的“武汉保卫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国务院也向陶诗言发布了嘉奖令。

    “两弹”试验的气象保障

    1965年和196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二三部队政治部颁发的立功喜报两次送到了陶诗言家中。陶诗言为“两弹”试验担任气象保障工作的经历才广为人知。

    20世纪60年代，陶诗言与顾震潮被中国两弹试验总负责人张爱萍将军亲自点将为两弹试验现场担任气象保障工作。基地气象保障工作不仅严格而且标准高，对此，当年陶诗言曾经问过两弹试验基地主要负责人钱学森：“你为什么不用雷达来追踪？”钱学森说：“我要看到导弹升空的过程，当初东风一号导弹发射的时候，从酒泉到新疆，落地时就是要求上空没云，是为了便于观测……”

    晚年的陶诗言回忆说：“发射场上空不能有云，这个云很难预报。我到部队里去做气象保障，就是保障导弹附近不能有云，要用肉眼目测看它的姿态……那个条件很苦，我现在想，我当年是怎么完成任务的呢？”

    “两弹”试验气象保障工作任务艰巨，条件艰苦，但是陶诗言以极强的业务能力和极大的责任心，一次又一次顺利完成。后来，一直到1974年，陶诗言先后十多次亲身到酒泉试验基地工作，每次一干就是几个月，陶诗言始终坚守在第一线，多次为导弹试验提供气象保障。  

    晚年的陶诗言把重点放在了灾害性气候的研究上，2000年之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到了气候变化上。

    2012年7月21日，房山下起特大暴雨，给当地人们带来了极大损失。此时，已是94岁高龄的陶诗言，天天观察天气图，并向专家提出了建议。12月17日，陶诗言在北京去世。

    (《北京晚报》3.23 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