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旗人生活

    本文通过对旗人世家叶赫颜札氏后裔阎珂女士（1934年生）的访谈口述，向读者呈现晚清民国的旗人生活，以及时代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与改变。

    叶赫颜札氏，在清代时隶内务府正黄旗，整个家族支脉世代基本从事于内务府世袭职务，为皇家生活服务。

    佣人

    一直到解放前，我们多难的时候都有保姆。其实有的就是因为她更困难，有的是找上门来的，有的是别的亲戚不用了，推荐我们这儿的。有一个叫赵妈。这个老太太呢，她是因为儿子儿媳妇儿不管她。所以她就一直在我们家。

    我记得我娘那会儿也说，我们家比她们家困难多了。她管我娘叫大奶奶，她说：“大奶奶，我能帮你我就帮你。您有碗粥，我也跟着喝碗粥，有窝头，我也吃窝头。家里要没有，半顿得饿着，我也跟着，我没有怨言，我就帮着做点儿事儿。”她有时候回一趟她女儿那儿，还带回点儿来什么棒子面啊。我们不仅给不上钱，我们挨饿，还得跟着我们一块儿挨饿，就是这么一种关系，但是她就是不走，就恋着这家。

    最后这赵妈还是回她女儿家了。我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我还上他们家去过一回，我忘了是什么机会，我有两条烟，我就首先想到赵妈，我给她送去几盒。结果我一看，她外孙女把那烟给她抢走了。赵妈跟我说：“没关系，待会儿你走了我跟她要。”跟闺女家住，等于寄人篱下吧。这就是过去的这种关系，就觉得儿子不管，在闺女那儿觉得不硬气。

    家谱

    满族人敬重的东西都挂在西墙，我家西墙上有那么一个，好像叫祖宗板子还是什么？在墙上钉一个横板，横板上是一个挺长的、黑的，跟箱子似的，里边有几个老祖宗的影，卷起来的照片儿。还有可能是哪一代老祖宗打仗用过的铁帽子，就是有点儿像现在舞台上还是电视里的那个，但是我就觉得古人戴着，他怎么戴呀？里头也没有棉垫，那就这么扣到脑袋上啊？反正在“文革”中，我都没问我娘怎么弄的，它是埋了还是砸了？要砸也挺费劲的呢。

    1959年，我们家那个祖宗匣子里头本来有一个“影”，就是老祖宗的相，是彩色的，我不知道是哪一代的。故宫也不怎么有人听说了，跑来找，跟我爸爸说。那会儿说给500块钱，要收这个相，我爸就说：“我不能把老祖宗卖了。”那会儿50年代，500块钱挺多的呢。

    另外就是有……，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叫妈妈袋子。一个一个小木片儿，一根绳拴一个片儿，一个片儿就是一个人，上头是一个总的，好像就是这个家族有史以来知道的始祖，然后下边两根绳三根绳就是底下有三代两代人。每一个男丁都有一个片儿，都拿那个绳拴着。如果这个男丁下面空了，就是他没后人了，然后一支一支地这么排下来，那也是家谱。

    “文革”那会儿那气氛挺紧张的，所以我就告诉我娘就都处理了，连家谱后来都烧了，都没了，没存住。

    坟户

    龙王堂（今奥林匹克公园）那块地买的时候好像是45亩。这看坟的叫苗永，他的父亲不知因为什么事儿，在监狱里被判死刑了。老祖就给他出了一笔钱，把他这人给赎出来了，我们回北京就给他带回来了。他就告诉他家里的后辈，就是说我这条命是谁谁老爷给我的，就等于以后世代为奴。后来我们家在北京龙王堂那儿买了坟地，他们家就给我们看坟。

    那么一大块地，坟地占一部分，剩下的就是看坟的苗家来种。过去他来我家，都是夏末秋初来给送点儿农村的青玉米啊、枣啊，送点儿这些鲜的。另外他们种菜，有时候给送一点儿来，因为也不交租子，什么都没有，他就看这坟，等于他们家就在那块地上休养生息，在那儿经营起来了。

    我就记得一个事儿，那是我五爷爷在坟地住，五爷爷死在坟地了，苗永进城来报丧。我在胡同口玩儿，我估计我那会儿也就10岁左右，他从老远看见我了，然后趴地下就磕头，而且是磕一个头往前走一步。就这种规矩，见到主家的，哪怕是个小孩儿，他都是奴，你都是主。

    他们家也比我们家富裕。后来我们本家有时候来跟我娘说：“大奶奶，人家苗永他们过得可好了。他们拉一车菜，从早晨……比如说从安定门进来，然后出东直门，就这么一道，这一车菜就卖完了，人家回去就几百上千的。”那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找坟地要点儿什么，我娘也不搭这茬儿，听听就行了，知道人家过得是挺好的。

    后来筹备奥运，国家征用这块地，给了苗家多少钱，他们就离开了。

    老姑娘

    那时候清朝已经完了，但是作为满族的旗人家，可能沿袭下了原来的那一套。像跟王府沾亲带故的这样的家，过去姑娘大了不能随便先许配人，得准备着宫里头或者府里头选秀女什么的。我印象中像贺家、罗家，我这两家亲戚的女孩儿，都是我上一辈，在家里头，那会儿都说是老姑娘了，也就是20（岁）到30岁之间，但那会儿就觉得算比较大的了。后来结婚，不是续弦，就是对对方不那么满意。

    三四十年代，像我二姑家的这几个姑娘吧，其实那会儿也在追求一种新的生活。可是她又迈不出去，还是家里说了算。我姑姑，就是她们的嫂子或者弟妹，回娘家，她们也跟着回，就觉得这是一乐儿。来我们这儿就是聊聊天，有时候打一桌牌，这个周末就觉得过的还不错……

    生活

    我懂事儿了，上小学，都在王大人胡同（今北新桥三条）住，我们那后墙根跟这个胡同的地面之间有这么一个小土坡。泔水就都倒在那土坡上。日本投降以后，有一段时间北京配给的都是红高粱米，淘米的水都红极了。就记得我跟我姐姐抬着这个泔水桶出去倒。正赶上那个巡长在那儿串街，他就跟进来了，拿着警棍就嚷嚷，说：“不能倒街上。”我娘就出来说：“我们下回不倒了。”一般老太太就这样跟他对付。

    那回我五叔在家，我五叔就出去了：“你瞎嚷嚷什么？你们卫生捐、卫生费年年收月月收，收完了那脏水仍没处倒，你不让倒，倒哪儿啊？”这一嚷嚷，他灰不溜儿地就走了。我小时候就有这么个印象，你要是软弱吧，他就欺负你；你要稍微横点儿，当然啦你得有理，他就蔫儿了。他们那会儿隔不多时间就来收，不知道什么捐什么税，反正有卫生捐，有这个税那个捐的，收了钱以后，这类问题他一点儿都没给你解决，脏水还没处倒。

    每年快到冬天的时候，家家的主妇都为这一冬的煤操劳，发愁。一般还不到下雪就准备这一冬的煤球了。

    那会儿有骆驼队，从京西门头沟那边过来的。骆驼身上一边一袋子驮着煤末子，主妇就跟他讲价钱，说好了，然后他就给送进来。也有单卖黄土的，他们都互相有联系。一般大人都知道多少煤末子，用多少黄土。反正黄土掺多了，这煤不好烧。

    他们干活儿，小孩儿看着也挺有兴趣的。把煤末子跟黄土全都和成泥，然后切成酱豆腐似的，一块儿一块儿的，再用筛子摇成球。

    使了一冬天，不管是煤球还是那个硬煤，都有好多煤末子，一般的大人就让孩子，我跟姐姐就干过，拿一个破盆，把这煤末子都搁在里头，拿水和了。然后就拿像小勺似的那么一个东西，就一个一个地在台阶上这么掇。掇出来的有点儿像饺子似的。这也能凑合着再烧几天。

    还捡煤核儿，烧完了剩下的那个灰，小孩儿放学了就在里边挑挑拣拣的，里边还有黑心的就挑出来。比如中午饭做完了，下午不用让火着太旺，就把这煤核蓬到里头，就是延长它的时间。

    （《诗书继世长——叶赫颜札氏家族口述历史》 北京出版社 杨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