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一名“工农兵学员”

    我想上大学

    我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第一届工农兵学员。

    能够上大学，和我插队时被抽调到工作队有关系。公社主任兼工作队队长王宝臣，是一位正派、爱才的领导，1969年我从太原五中毕业，到山西洪洞县插队。1971年下半年，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当王主任知道有关大学招生名额已经到了县上，立即让我去县里报名，并告诉我：你是咱们明姜公社推荐上大学的唯一人选。不久县里组织考试，考两项，一是政治，二是命题作文，成绩不公布。我感觉考得还不错，其实，也知道主要是靠推荐。记得有个县上的干部子弟，考政治将西哈努克写成努哈西克，还是被推荐上了南开历史系。

    在县里，那些好大学、热门专业，早就让有关系的占去了。此次录取，知青很少，印象中也就两三个，其中一个上了体育系。不久我被告知，山西大学外语系录取了我，让我到县上与招生老师见面。山西大学来招生的是中文系的叶晨晖老师。叶老师见到我，问：你的档案我看了，你愿意上中文系吗？我毫不犹豫地说，愿意。经过一场“文革”，很多人对学外语既恐惧，又认为没用。我非常仰慕那些外国名著的翻译家，但我知道学外语很苦，需要死记硬背，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要用上，而学中文对我来说就比较轻松了。叶老师大概看到我父亲是个作家，对我说：如果你同意，我来帮助你转系。于是，我就进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只考了一次试

    当时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还要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在课程安排上，要求至少三分之一时间下乡下厂开门办学。

    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悬殊。“文革”开始时，有人已是高二、高三的学生；我则刚上完初中一年级课程；还有人只学到小学五年级。第一学期，给我们安排了中国通史课。说不懂通史，怎能学好文学史？由原教育系的丁老先生上，期末考了一次试，我得了95分。很快，工农兵学员中有人以管大学的名义反对考试。从此以后，各门课再没有考试。

    姚奠中先生是章太炎的弟子，教我们先秦文学。当时赶上批林批孔，姚先生不能按以往文学史的线索讲，只能讲儒家怎样怎样，法家怎样怎样。好在姚先生儒、释、道、法都通，不用讲稿，讲得很活。但他的晋南口音，让我听得很费劲，课也上得糊里糊涂。

    现代文学因为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是“文艺黑线”人物，所以只讲鲁迅。高杰老师深爱鲁迅，讲课有激情。他选取的都是比较激烈的篇章，比如《纪念刘和珍君》《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我虽然希望多消化一些鲁迅的杂文，半年下来，还是没明白多少。

    当代文学方面，杨雪瑞老师讲了一篇《朝霞》上的作品。外国文学，因为“资产阶级”的人性、情感太明显，只讲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要点是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性。

    当时老师们的精神枷锁很重。只是有的老师条理清楚，声音洪亮，用词丰富，讲课气质上有吸引力；有的老师就会照着讲稿来读。有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老师，上课声音如蚊子哼，谁也听不清楚他讲的是什么，自己还满头大汗。据说他是北大55级参加中国文学史编写人之一。总之，不管老师们教得如何，反正不再有考试，同学们学得轻松，没有了心理负担。

    不允许留校

    我到山西大学报到的时间是1972年2月2日。1975年夏季毕业，实际学了三年半。毕业那年，省里通知说，工农兵学员，原则上从哪来回哪去。所谓原则，是指如有单位特别招人，也可放人。

    系里和我谈话，问我愿意不愿意留校？我的理想工作是当记者，觉得学校里关系太复杂，可除了留校，按政策没有机会留在太原，我只能同意留校。谁知，省里又有精神：我们这批学生一个都不允许留校。还特别强调，中小学教师奇缺，这批毕业生尽可能充实到中小学教育战线。

    当我到临汾地区报到时，他们说，已经把你分配到县教育局。到教育局报到时，人家说，你不是从明姜公社来的吗？就回明姜公社中学吧。我们知青，在当地没有任何关系，好的岗位早就被人占住了。后又一想，上学前是挣工分的知青，现在成了挣工资的教师，更多的知青朋友不能像我一样上大学，我应该知足了。第二天，直接到明姜中学报了到。

    (《北京青年报》2.28 邢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