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笔下的北京春天

    数百年来，古都北京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聚集于此，他们留下了大量关于北京春天的记载。在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作家们对于北京春天稍纵即逝的惋惜；对风沙的种种不适以及风沙之后春光大好的惊喜与沉醉。这些文字后面，散发出来的是浓浓的生活情趣和人文情怀。

    北京的春天“没脖子”

    “春脖子短”是老北京人的一句俗话，意思是北京的春天很短。在“春”后加个“脖子”，让你不得不赞叹，北京人的确是修辞高手。“脖子”一词将“春”由一个表示时令的抽象概念变得可视化而且亲切可感。

    “短春”对很多来自南方城市的人来说，非常不适应。从浙江温州来北京的林斤澜也不例外，初来燕地时，他非常怀念南方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树生花，群莺乱飞”，对北京的“春脖子短”很不适应：“北京人说：‘春脖子短。’南方来的人觉得这个‘脖子’有名无实，冬天刚过去，夏天就来到眼前了。”

    在林斤澜看来，北京的春天岂止是“春脖子短”，简直是没脖子——“头连肩膀”：“杨树刚上叶子，柳树刚吐絮，桃花‘暄（松软）’，杏花‘旧（颜色变了）’，都才看见就暴热起来了” （《春深》）。

    因为“春脖子短”，林斤澜觉得北京的春天又是最有爆发力的：“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葱葱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林斤澜最后到底是爱上了这“春脖子短”的北京：“如果我回到江南，老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牛尾蒙蒙的阴雨，整体好比穿着湿布衫，墙角落里发霉，长蘑菇，有死耗子味。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正是对北京的这种爱，使得林斤澜成为“京味小说家”代表人物。

    对风沙爱恨交加

    北京的春不仅短，而且还时时受到“冬”的干扰。周作人写道：“有一天看见湖上冰软了，我的心顿然欢喜，说：‘春天来了！’当天夜里，北风又卷起漫天匝地的黄沙，忿怒地扑着我的窗户，把我心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有一天看见柳梢嫩黄了，那天的下午，又不住地下着不成雪的冷雨，黄昏时节，严冬的衣服，又披上了身。”

    鲁迅曾在日记中形容刮沙尘暴的情形：“风挟沙而昙，日光作桂黄色”，然而面对这自然界的风沙扑面，鲁迅先生似乎并不在意，在《一觉》中，鲁迅对沙尘暴之后的景象还透着几分诗意：“窗外的白杨的嫩叶，在日光下发乌金光；榆梅叶也比昨日开得更烂漫，收拾了散乱满床的日报，拂去昨夜聚集在书桌上的苍白的微尘，我的四方小书房，今日依然也是所谓‘窗明几净’。”

    《一觉》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最后一篇，《野草》中的散文大多色调比较灰暗，而这段景物描写却非常明丽。联想到这篇前面部分的文字，就能明白鲁迅的深意：“飞机负了掷下炸弹的使命，象学校的上课似的，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飞行。”由此可知，比起现实社会的“风沙扑面”、“虎狼成群”，自然界的那风沙委实不算什么。郑振铎在《北平》中写道，北平春天的风沙给人们出行带来种种不适，但风沙之后北平满院的春色却令人沉醉：“太阳光真实的黄亮亮地晒在墙头，晒进窗里。那份温暖和平的气息，立刻便会鼓动了你向外跑跑的心思。鸟声细碎的在鸣叫着，院子里有一株杏花或桃花，正涵着苞，浓红色的一朵朵，将放未放。”

    风沙是故都的一部分

    如果说，生活在北平的外省文化人，对春天风沙的感受是复杂的，那么对北京作家而言，风沙就是生命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既是恨又是爱，离开北京，乡愁总是不分好坏，把北京的一切照单全收，就像梁实秋在《北平的街道》中写道：“‘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这是北平街道的写照。也有人说，下雨时像大墨盒，刮风时像大香炉，亦形容尽致。像这样的地方，还值得去想念么？不知道为什么，我时常忆起北平街道的景象。” 

    有时候北京的风沙在作家的心里也有着某种隐喻。抗战爆发后，蒋梦麟（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迁往陪都重庆，他在《西潮与新潮》中回忆北京，对北京充满眷恋和缅怀：“回想过去的日子，甚至连北京飞扬的尘土都富于愉快的联想。我怀念北京的尘土，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这些尘土。”

    与其说蒋梦麟是怀念尘土，倒不如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战乱中对尘土覆盖下的旧日书斋里稳定、规律的知识分子生活的怀念，大概怀念越切，下笔便越充满深情，描写也便更加细致入微：“红木书桌上，已在一夜之间铺上一层薄薄的轻沙。拿起鸡毛帚，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土，你会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然后你再拂去笔筒和砚台上的灰尘；笔筒刻着山水风景，你可以顺便欣赏一番……”风沙和尘土，已经和那段安稳的旧时光水乳交融在一起。

    (《北京晚报》3.21 亓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