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曾被当成伪科学

　　人工智能系统阿尔法围棋与李世石的比赛在人类科技史上的意义不言而喻。回究既往，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发展却存在着很多遗憾。

    50-70年代被“哲学思辨”所困

　　人工智能研究的起步一般被认为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则迟至80年代才实质性进入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之所以这样滞后，与苏联有很大关系。

　　在苏联，“人工智能”是一个长期未被正名的学术名词。苏联学术界一度只能在“控制论”这一名目下进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苏联官方组织了针对“控制论”的批判运动，将其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伪科学”，这种曲线研究的空间也消失了。

　　60年代赫鲁晓夫当政后，“控制论”渐被解冻。不过，苏联学术界似乎更热衷于在哲学层面论证“控制论”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具体的“人工智能”研究仍乏善可陈。70年代北越曾向苏联转交过从南越手中缴获的美制IBM计算机，苏联官方也未组织力量进行认真的逆向工程研究。

　　受苏联影响，中国在50年代几无“人工智能”研究。六七十年代，苏联虽解冻了“控制论”，但因中苏交恶，中国学术界将苏联的这种解冻斥之为“修正主义”，“人工智能”的研究继续停滞。当时主流的论调是：“‘人工’造得出‘智能’吗？造不出。‘人工智能’这个说法很容易为唯心论钻空子。人工可以造‘智能’，那么，将来一定要出现具有比人还要高级的‘智能’的东西了。苏修一些院士大肆宣扬‘人工智能’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叛徒嘴脸。”

　　直到80年代初期，中国哲学界才作出了“检验科学真理的标准是科学实践，而不是哲学”这样的反思。

    80年代与“特异功能”纠缠不清

　　70年代末期，“人工智能”在中国解禁，一度掀起研究热潮，但很快又与“特异功能”汇流，走了很大一个弯路。这种汇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许多“人工智能研究者”与“特异功能”搅在一起。第二个层面，是社会上一度将“人工智能”与“特异功能”捆绑在一起进行批判，一并斥之为伪科学。

　　许多科学界人士曾努力想要厘清二者之间的界限。如1981年，于光远在长沙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大会上演讲称：“我来长沙之前，有人问我参加什么会，我告诉了他。他问我‘人工智能是不是人体特异功能？’我说不是。人工智能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我们应该积极支持。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是一门伪科学，不但不应该支持，而且要坚决反对。”

　　至1984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观看儿童与电脑下棋，指示“电脑要从娃娃抓起”，人工智能研究在中国的境遇才有所好转。大约同期，《人民日报》上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报道也渐渐多了起来。

　　（腾讯网 3.13谌旭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