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辈

    2007年的10月1日，这个国家的欢乐像泛滥的水灾湮没着大城小镇时，我一连接了几个电话，催我赶快回老家，说我69岁的四叔不在了。到这时，我惊冷地意识到，在我父亲这一辈，他们亲弟兄三个，终是都丢下这世界，丢下我们这些晚辈们，到另外一个界地求着清静去了。在某一瞬间里，我明白了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劳和努力，不幸和温暖，都是为了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盐、生老与病死。

    ■阎连科

    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各家都还有自留地，与此同时，也还允许在荒坡河滩上开出一片一片的小块荒地，种瓜点豆，植树栽葱。我家的自留地在几里外一面山上的后坡，地面向阳，然土质不好，全是褐黄的礓土，每一锨、每一镐插进土里去，都要遇到料礓石。为了改造这土地，父亲连续几年冬闲都领着家人，顶着寒风飞雪到自留地里刨刨翻翻，把礓石从土里翻捡出来，大块的和细小瘦长的，由我和二姐抱到田头，回家时担回家里，堆到房下，到有一日翻盖房子时，垒地基或表砌山墙所使用。 

    初上山时，父亲的腰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笔直的腰杆儿，到了午时，那腰杆儿便像一棵笔直的树上挂了一袋沉重的物件，树干还是立着，却明显有了弯样。然而到了日过平南，那棵树也就彻底弯下了，仿佛再也不会直了一般。

    我说：“爹，日头落了。”   

    每次我这样说完，父亲似乎不相信日头会真的落山，他要首先看我一会儿，再把目光盯着西边看上许久，待认定日头确是落了，黄昏确是来了，才最后把镢头狠命地往地上刨一下，总结样地，翻起一大块硬土之后，才会最终把镢头丢下，将双手卡在腰上向后用力仰几仰，让弯久的累腰响出特别舒耳的几下嘎吧嘎吧的声音，再半旋身子，找一块高凸出地面的虚土或坷垃，仰躺上去，面向天空，让那虚土或坷垃正顶着他的腰骨，很随意、很舒展地把土地当做床铺，一边均匀地呼吸，一边用手抓着那湿漉漉的碎土，将它们在手里捏成团儿，再揉成碎末，这样反复几下，再起身看看他翻过的土地，迈着匀称的脚步丈量一番，又用一根小棍，在地上笔算几下，父亲那满是红土的脸上，就有了许多浅色粲然的笑容。      

    也许是父亲的劳作感动了天地，那一年风调雨顺，那块田地的红薯长势极好。凡从那田头走过的庄稼人，无不站立下来，扭头朝田里凝望一阵、感叹一阵。这时候如果父亲在那田里，他就会一边翻着茂如草原的红薯秧棵儿，一边脸上漫溢着轻快的欢笑。

    阳历10月8日、9日，是霜降前的寒露。那天，大队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说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必须在文件传达之后的三日之内，全部收归公有。 

    那个寒露的中午，父亲从会场上回来没有吃饭，独自坐在上房的门槛儿上，脸色灰白阴沉，无言无语，惆怅茫然地望着天空。

    母亲端来一碗汤饭说：“咋办？交吗？” 

    父亲没有说话，看看母亲端给他的饭碗，没有接，独自出门去了。我们都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很想去那里把父亲找回来，可母亲说让他去那里坐坐吧。那一天直至黄昏消失，夜黑铺开，父亲才有气无力地从外边回来，回来时他手里提着一棵红薯秧子，秧根上吊着几个鲜红硕大的红薯。把那棵红薯放在屋里，父亲对母亲说：“咱们那块地土肥朝阳，风水也好，其实是块上好的坟地，人死后能埋在那儿就好啦。”

    孤独的大伯

    大伯的人生与愿望，就是把他的子女们送到这个世界上，而后倾其所力，倾其所为，负责着让他们个个都成家与立业，男婚与女嫁。

    为了这一切，他在六十多岁时，还东奔西波，到外地买苹果、买香蕉、买柑橘，把这些水果从外地运到当地，再一斤一两、一筐一篮地卖到别人手里去。他日日地劳碌和奔忙，赔了又赚了、赚了又赔了，直到一场灾难的到来，才终止了他这周而复始的日子，终止了岁月往复对生命空转的消耗。

    有一天，是深秋的时候里，我在豫东开封部队军机关的家属院正走着，忽然有人告诉我，说我家里来人了，在我家门口等着我。慌忙地赶回家里去，看见大伯疲惫地坐在我家门口一棵冬青树下的水泥台子上。我吃惊地叫了一声：“大伯。”

    大伯没应声，只是扭头对我苦笑了一下子。

    我慌忙开门把大伯让进屋子里，依着我老家的习惯，以最快的动作，打开煤气灶，去给大伯煮了几个荷包蛋。将荷包蛋端在我大伯面前时，大伯望着我，以极平静的语气对我说：

    “连科，你妹妹连云不在了，在灵宝县出了车祸啦。”

    我愕然。

    我脑里“轰”一下，呆在了我家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客厅里，望着我大伯，不知为何，我突然想在大伯面前跪下来，想要扑在大伯怀里呜呜呜地哭一场。那时候，我木在那儿没有动，许久没说一句话，泪像雨样挂在我脸上，似乎屋子里到处都充满了嗡嗡嗡的响。

    大伯看我不说话，看我泪流满面了，就有意地在他脸上挂着把事情看轻看淡、风吹云散的笑。然而，他让我看到的笑，在他脸上却依然是掩饰不住的苦笑和苍黄。大伯笑着说：“你妹妹连云不在了，我在家里闷得很，想到你这儿走一走。”然后他端起那碗荷包蛋，没有吃，只是端在手里说，“这都是她的命，是她的命让她这么小就离开我们的。”过了一会，大伯又补充着刚才的话：“走了好，其实人活着也是活受罪。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罪。”说到这儿时，忍不住悲痛的大伯也哭了，泪就掉在我给他煮的那碗金黄白亮的荷包蛋碗里，像不间断的房檐滴水砸在凡俗世界的水面上。

    到晚上，我和大伯在家把话说到深夜才睡觉。主要是大伯说，说他们弟兄间的事，说我们姊妹兄弟间的事，说他的父辈，我的爷爷弟兄间的事。大伯说得很流畅，像他把大半生郁积在心里的话全都给我说了。大伯说他已经有两年心里没有那么轻松顺意了。说他心里轻松了，就想回家了。

    “一头沉”的四叔

    四叔爱喝酒。日常间，来陪四叔或四叔去陪人家喝酒的，都是他们车间一同进厂的几个老工人。那几个老工人和四叔有着共同身份——都是自己来自乡村，而妻儿老小都还在乡村守着田土耕种的那种俗称为“一头沉”的人。

    这种“一头沉”，使他们回到农村被人视为“工作在外”的人，到了那所谓的“外头”，城市或城郊，又被城里人或同厂的工人们称为“农村人”。“一头沉”的人，在工厂和城里是被人鄙视的，因为你是要进城摆脱身份又没有彻底摆脱的人，要到城里去争夺一种幸福又没有彻底拿到幸福的人。因为这身份的不彻底，你就必然会为了多挣那么一毛、几毛钱，把工厂最脏最累的活儿，都敞开胸怀揽在自己的心胸里、搁在肩膀上，到头来又被人耻笑你为了那丁点儿蝇头小利，连做人的脸面和尊严都不要。真正的城里人，会在墙上吊一份挂历，是为了看哪一天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以期早些安排周末的活动和休息。可“一头沉”在桌上摆的是台历，那台历最大用途，是提醒你今天“芒种”了、明天“春分”了、后天“夏至”了。到了农忙你就必须要千方百计回到农村去。还有一点不能不说的，就是“一头沉”们在厂里下班后，可以物以类聚地邀在一块喝些酒，品尝一下在乡村无法品尝的生活的幸福和快乐。我四叔就是这样爱上了酒。

    有一次，他们车间的一个工人的弟弟要结婚。四叔为了随礼，一个月前就到市里去给人家买了一床羊绒毯。可是到了人家婚礼的那个星期天，四叔迟迟不出门。我以为是钱不够，就把我一个月的工资拿去放在了四叔面前的桌子上。

    四叔朝我苦笑一下子，抬头看了一眼门口铁丝上挂的一件“的确良”白衬衫，轻声说：“昨夜儿洗了的，现在还没干。”

    就在这一刻，我触摸到了四叔的幸福和窘迫，仿佛看到了他人生中一扇光鲜的大门后边的杂乱样。迟疑一会儿，我拿来了三年前四叔送给我的“的确良”的绿格儿尖领花衬衫。那一天，沉郁中四叔就是穿着三年前脱下来给了我、三年后我又洗好叠好给了他的那件衬衣去参加人家婚礼的，去喝了那场他准备了许久的喜宴酒。那一天，四叔喝醉了。

    醉酒的四叔半夜回来后，忽然哇哇哇地哭，哭着反复地说着一句话：“人活着咋这样辛苦哪！人活着咋这样辛苦哪！”

    到了第二天，我还睡着时，四叔却醒了。他来叫我起床和他一块到新乡市的百货大楼去，说要去给他、给我和我书成哥哥各人买一套新衣服，说豁上不过日子啦，只要看上，再贵也要买。说豁上了，一定要给每个人买套新衣时，四叔脸上的笑，灿烂明快，充满信心，仿佛有一种真真切切的坚定幸福挂在他脸上。

    （《我与父辈》江苏人民出版社）